桓温回到山阳之后没过多久，陪伴了他多年的老伴南康长公主就去世了。惊闻这个噩耗后，桓温连忙又返回建康去治丧。从山阳赶回建康的路上，桓温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久久而不能平静：
“回首当初初次见到长公主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及笄的花季少女，却差不多是当时整个帝国身位最尊贵的女人了，而自己却只是一个仅仅能够挤上士族门槛的初级官员，既无显赫家世，也无功业可表，还曾经是个杀人犯，而长公主却敢于用广阔的心胸接纳自己，就凭这份胸怀，这种远见，这种卓识，都不是一般的贵族小姐所能比拟的。长公主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会享受的人，而自己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本来只是伴在长公主身边就已经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了，可是自己却权欲熏心，屡屡不顾她的殷殷之意，常年离妻别子，奔波远途，一心建功立业，不但辜负了如花美眷，还把对孩子教育的大部分责任推到了妻子的身上，尽管自己已经为几个儿子请了最好的老师，可是却因为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教育义务，几个儿子都显得比较平庸，甚至还有一个五谷不分的儿子桓祎，远不能跟三弟桓豁的那二十多个儿子相比。虽然自己所建立的那些功名也为长公主脸上增了不少的光彩，可是长公主本来就已经足够高贵了，也不怎么需要自己替她锦上添花，作为一个已经什么都不缺的女人，她所需要的也许只是家人的陪伴和交流，可是自己却偏偏在这一点上不能满足她。不过，自己那几个平庸的孩子倒是对母亲很有孝心，经常的陪伴她的左右，使她老了之后总算有点安慰。而作为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对长公主的爱意已经逐渐的淡薄，到最后也就只剩下对她的感恩之情了。而现在，长公主离世之后，就连最后这么一点的恩情，也已经在世上完全消逝了，甚至就连她的最后一面，也因为自己对理想的执着而无缘得见。而现在，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是完全的落空了，而至亲的人又撒手西去，这时一种何等的悲哀，又是一种何等的遗憾呢？在我遭受失败的时候，长公主到底有多么的挂念我的安危呢？她对我的牵挂有没有加重她的病情呢？难道北伐的理想真的这么重要，真的值得自己这样不惜一切地追求吗？难道就是因为我自己这样不顾一切地追求，这理想就可以实现吗？这苍天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呀？我为自己的理想和情怀付出了这么多的牺牲和代价，最后所换来的却是名实俱损的结局，难道这老天爷一直在冥冥当中戏弄我不成？”
桓温在马车上长吁短叹了好一会后，忽然又想起了长公主生前的种种好处，于是又继续浮想联翩：“俺自从尚了长公主之后，仕途上果然一帆风顺，当初自己估计一旦当了驸马之后可以少奋斗二十年，这种估计可能略嫌过了一些，但是可以少奋斗十来年倒是是差不多的。可是，庾大人当年临终的时候却告诫过我，趁少年的时候多吃点苦头是有好处的。我自从起家后在官场上也受过不少的挫折，可是我受过的那些挫折与燕国的慕容垂相比，那又是多么的不值一提，难道这也是我最终败在他手上的原因吗？”
一旦想到这里，桓温的心里就略感释然了一点：“老天爷毕竟不会故意刻薄谁和为难谁的，只是我们这些凡人根本不能参透老天的心思，所以总是妄行其事。‘既生瑜，何生亮’，难道老天爷让慕容垂受那么多的苦，就是让他来克制我的？而如今老天爷让我遭了这番罪，又是准备让我在将来去干些什么呢？”
虽然目前的军事形势不容乐观，可是作为全国军队总司令的桓温还是在建康为妻子南康长公主司马兴男举行了一个备极哀荣的隆重葬礼，以显示他在整个帝国还拥有着至高的影响力，而且显示他能够在心理层面上承受任何重大的打击。但实际上，这表面上的风光并不能丝毫抵消桓温内心因理想破灭而造成的无比的失落与空虚。在南康长公主司马兴男的葬礼上，桓温当众嚎啕大哭，表现得极为哀伤，可是除了桓温自己之外，没有人真正能够知道，在这份无比的哀痛当中，有多少是因为其妻子，又有多少是因为其自己。
司马兴男的侄儿，帝国的皇帝司马奕为此下诏赠予桓温治丧财物布千匹，钱百万，桓温固执地推辞不受，同时，桓温还上书称儿子桓熙因为要服丧三年，并且由于他年纪太轻而不堪担当这样的一方大员的重任，请求在服丧期间免掉他的豫州刺史的职务，朝廷却不应允。
桓温等长公主的葬礼完成之后，又亲自移镇到了长江北岸的军事重镇广陵，在这里，他要为国家设置一条能够抵挡燕国铁骑冲击的稳固防线。要让桓温发生这样一个心理转变是很困难的，从前桓温的师傅蔡谟一直反对北伐，他对以往所有的北伐行动都视之为冒险，而当时朝廷当中最有军事才华的军事统帅桓温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反复尝试后，才终于验证了蔡谟的军事策略和见地的正确。当然，在这二十多年当中也因为朝廷中枢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用人错误，前后任用外戚褚裒和擅长清谈的大名士殷浩来主导北伐，以致完全错过了石赵帝国分崩离析时的最好机会，让空怀北伐热望的桓温扼腕叹息不已。
其实，在桓温亲自主导的第三次北伐中，拿不拿得下石门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前燕敢不敢用慕容垂以及前秦会不会出手支援前燕。一旦慕容暐敢于祭出慕容垂这个大杀器，就算桓温能够拿得下石门，也未必能够在其后与慕容垂的较量当中获胜，而慕容垂就算不能一举制胜，他还是有足够的本领跟桓温长期对耗下去的，因此，桓温无论如何也很难在中原站稳脚跟。就算慕容暐不敢启用慕容垂，就算袁真拿下了石门，可是，只要前秦所派出的援军一出手，那么袁真也是不得不放弃石门的。而事实上，不但慕容暐在最后的危急关头解除了对慕容垂的封印，而且苻坚也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选择了支援前燕，那么，这场战争的结局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因此，整个北伐前燕行动的最关键的决策点根本不在于应该选择郗超的第一个方案还是第二个方案，或者是桓温自己的折中方案，而是这场声势浩大的北伐行动到底该不该发动，这种重大的决策一旦得以执行，其后很多客观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就不是决策者的主观愿望和能力所能控制的。按照桓温一贯的赌博思维，他不可能不知道这场战争赌博的风险远大于机遇，可是，年近六十的桓温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就是在这种时不我待的焦灼心态下，桓温在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中犯下了以理想和情怀压制住理性思维的严重错误。最令人感到惋惜和悲哀的就是，尽管桓温犯下了如此严重的战略错误，但是因为他在整个东晋帝国当中的地位已经是如此的崇高，所以根本没有人敢于象当年的蔡谟那样对北伐说一个“不”字，以致桓温本人也误以为其已经得到满朝文武的一致支持，其实很大一部分口头表示支持他北伐的大臣们在背底下却巴不得他早点失败。而在战术问题上，从来不大无把握之仗的桓温又往往理性压倒感性，屡屡由于不敢冒险而错失良机。因此，尽管桓温在练兵上有过人之处，但除了袭灭成汉外，却再也无法多创造出一个令人惊艳不已的战例来流芳后世。
总而言之，在总体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还要深入到对方的实控领土内作战，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勉为其难的事情。桓温不能审时度势地进行重大的战略决策，只是凭着自己的理想和干劲勉力而为，背后又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加上桓温本身的军事素养跟第一流的名将相比始终还有一些距离，所以，尽管在北伐的前阶段也取得了一些不俗的战绩，但是最终还是因为粮草不济而惨遭失败。不过，桓温三次北伐的战果已经向世人证明了他所训练出来的军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要不是东晋朝廷拥有一个时刻揣着一颗北伐之心的桓温，可能北方的异族势力早就打到江左了，哪里还能维持着苏峻之乱后四十多年的持续稳定。这其实就是桓温实实在在的存在价值，而这种不可多得的价值却往往被后世的史学研究者所忽略或者故意贬低。
一意修筑广陵防线，就代表着桓温已经彻底地认命了，年近六十的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此生再也当不了自己从有清晰的意识起就一直梦想着的北伐英雄。凭着自己的有生之年，他也就只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国家构建一条稳固的战略防线，以免这保留着正宗华夏血脉的江左也落入外寇的手里。因此，他广泛地征调了徐州、兖州的百姓来修筑广陵城（在今江苏省扬州市），当时因为各种的劳役很多，加上这时恰好又爆发了厉疾，被征调的百姓死去了将近一半，因此，当地的百姓都对桓温抱有严重的不满和怨恨。
如果这个时候桓温能够清楚地知道对面的燕国发生了什么状况，他就不会那么焦急地修这条令人怨声载道的广陵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