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前燕准备进一步对东晋施加压力的时候，其灵魂人物、太宰慕容恪却已经走到他生命的尽头。慕容恪字玄恭，前燕文明帝慕容皝第四子，景昭帝慕容儁之弟，性格谨慎大度，从十五岁起即掌握军队，多次以弱胜强，后赵将领冉闵自立后，慕容恪与其多次交锋，最终采取“连环马”的阵法擒之。在其兄慕容儁死后，任太宰总揽朝政却毫无私心，对内以“德治”为基，对外则积极扩充版图，引起了四周邻国的一片恐慌，在王猛成长起来之前，是桓温心目中最顾忌的对手，桓温曾经说过：“慕容恪尚存，所忧方为大耳。”
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慕容恪病重后，他感到燕主慕容暐年纪尚轻，而太傅慕容评却不是盏省油的灯，于是，他将慕容暐的哥哥乐安王慕容臧叫来，对他嘱咐道：“如今，南方还有晋朝的残留势力，西方有强盛的秦国，这两国一直以来都有攻击我国的企图，只是我们没有给他们机会罢了。国家的兴盛衰败，关键在政府首脑。大司马是全国军队的首脑，不能所用非人，我死之后，按照亲疏关系，一般情况下，这一职务将会落到你或者你弟弟慕容冲的身上。你们两人的才能虽然足以担当此任，但毕竟年轻，没有经历过大的磨难。吴王慕容垂天生英杰，智慧才略超过世人，你们如果能将大司马一职让给吴王，一定能够统一天下，更不用说抵御外族入侵了。千万不要因为贪图利益而忘记了危害，不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啊！”同时，慕容恪又将这些话谆谆地告诫过慕容评。临终之时，燕主慕容暐亲自到慕容恪的府上询问后事，慕容恪还是缘木求鱼地推荐吴王慕容垂当大司马。到了前燕建熙八年（东晋太和二年，公元367年），慕容恪就去世了。
慕容恪去世的消息使得周边的敌国产生了无限的遐想：秦王苻坚听到这个佳讯后顿生伐燕之心，可是正当他开始调兵谴将，并准备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时候却发生了“四王”之乱而无暇出击；不过，代王拓跋什翼犍的行动却是真实的。
长期以来，前燕一直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他们对于骑兵战术一向情有独钟，为了保持骑兵对周边势力的优势，多次出兵塞北，掳掠敕勒部众和马匹，就在太和二年（公元367年）的二月，前燕抚军将军下邳王慕容厉和镇北将军宜都王慕容桓就再次偷袭了敕勒，到了七月，慕容厉等又一次穿越代王辖区出击敕勒，俘获马牛数万头。长期以来，代王拓跋什翼犍也同样将敕勒等塞北各族视为鱼肉，作为可让自己随意掠夺的财富来源。早在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十月，代王拓跋什翼犍就趁着敕勒南下避冬的机会打败了他们，俘获一万多人口和马牛羊一百多万头；到了兴宁三年（公元365年）的十一月，代王又讨伐没歌部，获牛马羊数百万头。因此，前燕帝国对敕勒的攻击，直接就与代王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慕容恪死后，代王借口前燕军队经过代地的时候践踏了代国的庄稼，于太和二年（公元367年）八月，率军南下进攻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此时的云中守将是平北将军、武强公慕舆埿和振威将军慕舆贺辛，在代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前燕慕舆埿弃城而逃，慕舆贺辛战死。燕、代于是交恶，前燕无暇对东晋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东晋这方面，自从桓温把国舅爷庾希暂时打压下去后，在朝廷内部除了武陵王司马晞外已经没有太多需要顾忌的对手了，而周边的两个主要敌人——前秦和前燕都因为其国内发生了重大的事变而不敢在晋国边境肆意妄动，因此桓温于太和二年（公元367）至太和四年（公元369）的期间在姑孰度过他一生当中最为爽心快意的一段光阴。此时，桓温在姑孰遥控朝廷，气焰日高，于是，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时的故旧情怀又再次泛起，借着靠近建康的地理因素，他又开始起用屈滞，招揽人才，希望进一步增加自己的声望。
桓温有文武卓识，他不但服膺儒学，而且精于谈玄，同时又精通乐理，雅善书画。出于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桓温格外青睐文学之士。早在入主荆州的当年，桓温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巩固发展自己的势力，就已经非常注重招延人才了，在他身边的幕僚就逐渐地发展成为了一个以荆襄为根本的桓温政治集团。而朝中以司马昱为核心，身边夜聚集了刘惔、王濛、孙绰等一批大v级的清谈名士，后来也逐渐发展出一个以扬州为根本的司马昱政治集团。由于这两大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都喜欢舞文弄墨，所以在这两大政治集团的基础上，又隐然浮现出两大文学集团。虽然这两大文学集团成员间的关系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文学本身是无边界，出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也对消弭双方的政治对立起着一些积极作用。
这些有着政治背景的文人在玄谈与平时文学谈论之中时常有不同意见，难得的是他们还不习惯把这种不同的意见带入到政治当中。而且由于这两大政治集团的首脑都颇有节制，都希望尽量回避在政治对抗中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因此，在这两大集团的成员之间，总体上还是能够维持着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并且在拥护晋室的共同前提下保持着微妙的政治平衡。这两大集团的成员之间也是经常双向流动的。比如，王坦之曾在简文幕下为掾，后出为桓温长史；范汪原为桓温长史，后离桓温与简文“甚相亲昵”；郗超原为司马昱的抚军掾，后来又成为桓温的征西椽和大司马参军；车胤最初由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后来入朝迁中书侍郎，累迁侍中，转骠骑长史、太常，进爵临湘侯；至于东山再起的谢安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此两大文学集团也有不少共同交流的场面。如《世说新语言语》：“王中郎令伏玄度、习凿齿论青楚人物，临成，以示韩康伯，康伯都无言。王曰：‘何故不言？’韩曰：‘无可无不可。’”《晋书韩伯传》载王坦之著《公谦论》，袁宏作论以难之，韩康伯“揽而美其辞旨，以为是非既辩，谁与正之，遂作《辩谦》以折中。
桓温对于有才之士总是倾心礼纳，少有懈怠，往往“躬亲造访”、“频请”及至更是“深结礼加”、“深相器重”、“甚见亲昵”，加上其本人既具备了政治上的文治武功，又能以玄学名士的身份博综众艺和品评风流，因此桓温幕府一直以来都是人才济济，到了他驻镇姑孰的时候，又吸引到琅琊王家的王珣、陈郡阳夏谢家的谢玄和谯国铚县桓家的桓伊等名士入幕，甚至连性格简傲放诞如琅琊王徽之的这般人物也被延聘至桓温的幕府为大司马参军。
曾经当过桓温长史的范汪范玄平因出兵的时候失约而被免职后一直住在东阳郡，后来因为桓温在姑孰重新起用了不少人才，不甘寂寞的范汪便想去看个究竟。由于范汪一向声望甚隆，桓温在听到门子通报后，估计他是远道来投奔自己的，因此显得格外的兴奋。等远远地见到范汪进入到自己的院内，边侧身伸长脖子远望，边对着身边的幕僚说说笑笑，高兴得很，还回过头对袁虎说：“范公暂且可以任太常卿。”等范汪拜见后刚刚坐下，桓温就马上感谢他远道而来的好意。范汪虽然确实有投靠桓温的意思，但是这家伙跟殷浩是至交，也和殷浩一样花花肠子特别多，也一样的死爱面子，但又都往往因为在心机上的虚耗过多而坐失良机。这时的范汪既想出来当官，可是又怕世人说他趋炎附势而拉不下面子，于是便说：“我虽然有心来拜见桓公，不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个儿子葬在这附近，所以特意前来看望一下。”桓温听了范汪的发言之后大失所望，刚才那种虚位以待之情顷刻之间烟消云散，患得患失的范汪也就没能东山再起了。
性情真率，胸襟宽仁是魏晋士人追求的理想人格，东晋是玄风的畅世，士人们崇尚自然，追求个***，这种对个性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对自我的肯定上，也表现在对他人个性的认同之上。桓温帐下文人的经典故事有：王徽之雪夜访戴安道，不及家门兴尽而归；桓伊为王徽之月下奏笛，主客不交一言；谢安高卧东山未忘俗务，寄身朝廷却不废玄言。甚至在桓温与士人的交游当中，还可以看到各种放诞任性的范，在这方面有一定雅量的桓温多不以为意，亦不予计较。就连那个“性强正亮直，虽被温礼遇，至于辩论，每不阿屈”的最不识时务的袁宏，桓温虽然总是不晋升他的官职，但也一直能够容忍他在身边。桓温旗下的幕僚和文人的思想自由程度是相当的高：桓温本人儒玄双修，且礼敬高僧，倾心佛学；琅琊王氏世奉五斗米道，王徽之亦是虔诚的道教徒；郗超信奉佛教，著有《奉法要》，为沙门支道林所赏；王坦之颇尚刑名学，著有《废庄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