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某位高人——
赤壁之战前周瑜为孙权分析曹操诸多不利，“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我们都知道赤壁之战以孙刘联军的胜利告终，所以失败的一方——曹操，必然一无是处。而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算无遗策的军事家，会犯低级错误吗？
●曹操出兵东吴是否犯了战略错误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出兵南下荆州，他的战略意图不仅是要除刘表，而是荆、扬两州同时出兵，实现六合归一的理想。
《三国志·魏书·赵俨传》记载，“太祖征荆州，以（赵）俨领章陵太守，徙都督护军，护于禁、张辽、张郃、朱灵、李典、路招、冯楷七军。”
这七军的驻屯处在淮水与汉水之间，由章陵太守协调监管。赵俨这个人，虽然不是历史上的名将，但由于执法严明无私，当时很得曹操信任。于禁、张辽、乐进三将不和，便由赵俨协调。而章陵位置在今湖北今湖北枣阳，可见赵俨要再负责淮水东路曹军与荆州西路曹军沟通。
赵俨督领“东路”交通荆扬，而曹操本人率“西路”南下荆州，所辖将领，见于《三中志》记载的，至少有乐进、徐晃、曹仁、曹洪、曹纯、满宠、李通等人。
赤壁之战后孙权出兵合肥，在六安、皖县、舒县一带占山为王的袁术遗部陈兰、梅成、雷绪等人也起事响应孙权。而曹操一方张辽、于禁、臧霸也马上投入应敌，可见扬州曹军早已做好了配合荆州曹军南下的准备。
刘备听从鲁肃驻在樊口后，望见东吴船军，第一反应是担心曹操的青徐军到了。这也说明曹军是东西两路从荆州、扬州一同南下。
《三国志·魏书·贾诩传》中记载贾诩反对曹操得荆州后继续发兵东下，常有人据此认为曹操出兵东吴是否犯了战略错误。贾诩观点是：“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而裴松之认为贾诩的意见“未合当时之宜”“于时韩、马之徒尚狼顾关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怀吴会。”我赞同这种说法。曹操得荆州后，决定继续发兵攻打孙权，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最合理的选择。
曹操在军事战略上的风格，是敢于冒险、迅速决断并积极行动，争取最大的利益。首先，如果就此息兵，刘备会逃到东吴与孙权结盟，长期与曹操对搞。其次，如果灭了刘备、孙权，刘璋、马超之辈则可传檄而定。而失去这一时机，日后再想廓定天下就是难上加难。再次，曹操打算对东吴的采取的方式是威慑战。发出檄书，治水军八十万众会猎于吴，就是要乘迅速收复荆州的机会，给予孙权集团强大的心理打击。
●曹操兵力与物资方面的绝对优势
曹操兵力，最经典的史料是周瑜为孙权所做的分析，周瑜认为曹操所领兵众根本不是他自称的“八十万”，“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
有人认为，周瑜分析的“十五六万+七八万=二十三四万”是指曹操的全部兵力而不是投入荆州-赤壁战场的兵力。还有人毫无根据只凭猜测地认为，赤壁之战小规模遭遇战，曹操在赤壁的兵力只有追刘备的五千人。
首先，从曹操总兵力来看，简单地说，当年黄巾改编青州军，既号称三十万（当然，实际肯定没有三十万），后来收编张绣，擒灭吕布，又增加了人马，收臧霸得泰山兵，消灭袁绍父子又收冀州兵。当然，分析曹操兵力的具体来源和数字，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做为现代人，因为史料有限，也无法准备地统计出来。但曹操“大军八十万”的说法能让绝大多数东吴人不产生怀疑，说明曹操征战一世，多得降卒，曹操拥有的全部兵力远远多于二十三四万。
其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这里的“数十万”显然指的是南下曹军与荆州军之合，且“数十万”之称，至少是二十万以上。
再次，《三国志·吴书·诸葛恪》载，诸葛恪在其《北伐论谕》中提到：“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依此南下操军与荆州军相加应是四十万。这时赤壁之战刚过去二十年，诸葛恪的分析应比较准确。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卷九·二八》说曹军中“北来之军二十万，刘表新降之众几半之”，这样算来南下曹军总数也是三十余万。
再次，周瑜做为东吴高级将领，与孙权分析敌军兵力，分析曹军总数没什么意义，他只能也必须分析曹操南下兵力。周瑜的分析可能是属实的，也可能稍稍隐瞒曹军人数，因为大战在即，他的目的是坚定孙权的抗曹决心。
总之，赤壁之战期间，曹军兵力的准确数字无从考证。但在众多史料支持下做出估计，整个荆州的曹军数量（含荆州军数量，荆州军号称十万，能用战场上的可能只有七八万），至少是周瑜估计的二十几万，或者三十几万。
那么，投入赤壁场战的曹军又是多少呢？显然这二三十万人不会全在赤壁战场。曹操要分派兵力留守荆州各地，如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征南将军曹仁守江陵。不过，这些留守部队也是赤壁前线的生力军，也可能根据战况随时调往前线。因此，说赤壁战场的曹军只有四、五万，二、三万，是没什么任何史实根据的。
而在物资方面，比其曹操以往的出征相比，曹操这次的补给情况称得上“优越”了。
舟船方面，曹操获得了刘表的全部船具。陆机在《辩亡论》中写道，“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这里提到的邓塞，就是刘表的水军基地，樊城以北的邓塞山。《元和郡县志》记载“三国魏常于此装舟舰以伐吴”。
粮食方面，曹操得了江陵，有了充足的粮秣。江陵是刘表经营多的年军用物资屯积地，“曹公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直到曹操赤壁兵败北退，江陵的粮食还没有用完。周瑜与刘备联合攻打南郡时，刘备就曾对周瑜说，“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
不仅如此，曹操占领荆州，拥有水军和长江水道，给物资运输带来极大的方便。补给问题一直是曹操的最大的困扰，在官渡之战期间还发生过运粮兵哗变。而这次曹操用了极佳的物资补给条件，他能不选择一鼓作气、进伐江东吗？
不过曹操有个大不利，就是的马草问题。人的粮食解决了，但因为季节原因而缺少马饲粮。周瑜对孙权说曹军“又今盛寒，马无藁草”，周瑜在这里不谈人无粮，却谈马无草，这才是问题关键。没有马草，就严重地影响了曹军骑兵战斗力的发挥。
●政治保障与内部策反
曹操出兵荆、扬之前，先做了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建安十三年曹操借故杀害反曹派的旗帜孔融，吓唬住皇帝和大批反对者，然后为自己某得丞相一职。这样就更坚固了“动辄以朝廷为辞”的正统地位，难怪稍有动作，荆州刘琮请降，而东吴也是降声四起了。
建安十三年以前曹操就注重荆州内部的分化工作，刘表部下大多为亲曹派，蒯越、蔡瑁、韩嵩之类亲曹人士对刘琮决意投降起了很大作用。对东吴也是同样，与主降势力积极联络，计划发兵南下的同时，派出汉使刘隐与孙权党兄、豫章太守孙贲接触，给孙贲官职“征虏将军”。孙贲的女儿早先嫁给曹操儿子曹章，此时孙贲还想把儿子送到曹操那里做人质，在孙家老臣朱治的及时劝说下才作罢（见《吴书·宗室传》和《吴书·朱治传》）。
曹操还煽动丹杨（丹阳）郡的山越的大叛乱，可见《三国志》。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建安十三年，“是岁，使贺齐讨黟、歙，”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
《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记载，“（建安）十三年，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而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
这些史料单个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而综合起来就见其端倪。这表明，建安十三年，丹杨山越渠帅费栈叛应曹操，并煽动支党金奇、毛甘起事于歙县，陈仆、祖山起事于黟县。为此孙权派出陆逊、贺齐等讨伐。
综上可知，曹操发兵南下，政治上准备充分，战略上策划周密、东西呼应，实力占绝对优势，还充分调动敌方主降力量。赤壁之战失败的结果不能否认曹操战略谋划的老道高明，曹操取得荆州后继续东下扬州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是积极正确的。曹操可能有些骄傲情绪，但决不会骄傲轻敌导致错误的决策。正如裴松之说：“至於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诩之此规，为无当矣。”
●周瑜的非常规冒险决策
实际上，相比曹操，更“冒行兵家大患”的恐怕是周瑜。
兵力上，周瑜向孙权要五万，但孙权不肯给，理由是“五万兵难卒合”。孙权还很感人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而这三万人也是个虚数，《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周瑜、程普“各领万人”，可见总兵力仅两万余。这“各领万人”，不是指周瑜、程普各自的私兵部曲各万人，而是两人各已辖领的全部兵力。
大将拥兵在外，孙权难免不放心。明知程普不服周瑜年少而位居其上，却要令程普与周瑜共领兵，玩的是平衡。两帅不和，很可能导致将领分成派系。可以推测，韩当、黄盖与程普都是孙坚旧将，他们很可能听从程普，为“老将派”，凌统和甘宁有家仇，可能也加入本派。而周瑜可能与吕蒙、吕范、周泰、甘宁为“少壮派”。因为吕范、周泰与周瑜同为孙策时期事吴的将领，吕蒙当时也是孙策武士，后被孙策提供携领兵。甘宁此时从荆州投奔东吴只有几个月，并且是“周瑜、吕蒙皆共荐达”。
好在周瑜、程普都忠心耿耿，知道主上虽然耍点小心眼但还是拿自己当生死不逆之臣。加上周瑜折节容下，程普自相亲敬，也没出大乱子。
而作为友军的刘备，也是兵力少的可怜。而刘备的兵力，诸葛亮对孙权说，“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有很大水份。
刘备在长坂，“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而关羽领水军由汉水南下，在汉津与刘备会合。关羽南下过程中，曾在寻口被乐进、文聘追击（见《文聘传》），其剩余人众能有多少？加上失散战士又找到夏口来，也绝不会达到以万来计的数字。
而联盟之中，双方都是既想利用对方，又想在联盟中为自己捞利益，同时又都不得不做出些让步。刘备派出诸葛亮向孙权求援时，就事先和孙权打招呼要三分天下，“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引注《江表传》记载，刘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刘备并不诚心与周瑜联兵抗曹，随时做好退逃的准备。
吴军不足三万，刘备、刘琦军不足两万，临当数倍曹军。兵少主疑，两帅不和。后方主降人士与曹操联结，山越为乱。长江与曹操共之，非可守之险，曹操已得荆州水师，舟楫不弱于东吴。此四数之者，皆用兵大患，而瑜皆冒行之。
这种众寡悬殊、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东吴绝大多数人主张迎降曹操，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吴主传》中有“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鲁肃传》中有“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可见主降的是“诸将”，是众人，绝非《三国演义》中所说的“文主降吴主战。”
周瑜、鲁肃这样野心大的人，力主迎战，史称“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周瑜能言巧辩，战前之议，“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浩气冲宵，先从道义上感染孙权，而后历数曹操用兵之患，用事理说服孙权。但这不能改变东吴更加不利的实事。
不仅如此，周瑜的信心也是亘古未有，刘备嫌周瑜兵少，周瑜却说“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这种信心，如《孙子》所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如果人人已见可胜之理，则此战已失可胜之机。众人眼里看到的是必败，鲁肃为了孙权利益主张一拼，而周瑜却看到别人看不出的必胜。苏洵《几策》中也说：“然则宏远深切之谋，固不能合庸人之意。”周瑜主战之谋，看似以身犯险，却正是这“宏远深切之谋”。
其实，战争做为一种破坏性活动，必以破坏性、偏离性见长。《孙子》云“兵者诡道”，违犯常规就是用是用兵的规律。周瑜在用兵风格上很象曹操，同样是敢于冒险、迅速决断并积极行动，争取最大的利益。甚至在细节作风上，两人都有相似处，比如曹操火奔袭乌巢和周瑜救夷陵，都是放弃主营而亲自领兵执行重要任务的大冒险。也都擅长攻击敌人的弱点、必败之外，“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孙子》）
不知道江东后起之秀与自己惊人的相似，可能是曹操的一大失误。
而孙权联军最后的施火，看似天机时为人谋。
天侯与诈降，二者缺一不可。对黄盖的诈降，以曹操的机谋是不可能完全上当，只有趁着曹操将信将疑的时候，将觉察未觉察的时候，利用这点间隙发动突袭。周瑜的选择十分冒险。曹操发兵东下，也是很冒险的，但周瑜力主抗曹更为冒险，因为曹操有退路，而周瑜没有退路。
周瑜采取积极大胆的攻势战略，犯兵家大忌，无可凭之险，暴师与长江上，挑战看似不可战胜的曹操。并且任之于势，因势利导，使敌军的优势完全不能发挥，出奇胜利，迅捷无常，难怪孙权说评价周瑜“胆略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