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宋骁飞和袁克仁谈完话，时间尚早，最近社会舆论对鲁迅的鞭挞很厉害，他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吴佩孚，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官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直到当了教育部副部长，鲁迅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到1910年，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
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便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现在年轻人走上街头，也没有哪一个人说过要像布尔什维克说的人人均等。他们要的并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公平，并不是说要拿的和每个人一样，而是付出了，就应该拿到与自己付出差不多的所得。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因为物质财富配置出了问题，比如同样是养老，多交钱的人享受不到，不交钱的公务员反而多吃多占。年轻人到处想找工作，很多专家却要求老头老太太推迟退休，继续占坑。国企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卖油的年年亏，铁路也亏，甚至公路收费的也出现亏损的怪事。当经济资源配置出现凹陷，人们的道德水平就自然下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一睁眼柴米油盐酱醋茶，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相反，道德本身倒是需要给出解释的。利己和利他行为都不过是特定制度约束下个人追求私利的产物。制度、也只有制度，才是决定人的行为。这样看问题，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宋骁飞说：“是的，明天的中央委员会议，我会强调用制度建设来代替道德宣教。制度好了，使坏人改变恶行；制度不好，使好人做坏事。当前法律条款缺漏、监管力度不足、行政执法不严，这些问题都将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解决。”
鲁迅点点头，说：“道德建设如中药温补，制度完善才是救命之药！在岌岌可危的社会呼吁道德，如同为一命在旦夕的病人慢慢调养，身体经得起等待吗？制度才是救命之根，我们需要法治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毒瘤。不过话说回来，说到中国人的道德，恐怕大家都不免要摇一摇头，发出一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许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几十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民风淳朴的道德之邦，但工商立国之后，国家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者不断涌现，一次又一次地挑战道德的底线。使得市场经济和道德看似水火不容。”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吞噬道德的恶魔。新时期的道德和传统道德存在着一些冲突。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私欲，从‘存天理，灭人欲’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达的都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理所当然，实际上却会事与愿违。人性是难以改造的，压制人性是中国几千来走错的老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自利性，市场利用每个人的自利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引导着人们辛勤工作，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传统道德对金钱、商人、富人也存在认识的不足。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我们的道德观也应当与时俱进，适时地扬弃一些不适应时代的旧道德，这样中国人的道德，才能有个光明的前景。现在的年轻人，经济学常识也很差，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希望你这个青年的导师，以后的文章，多点理性的经济分析。”
鲁迅说：“好的，大总统。不过，明天的中央委员全会，主题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他有特权，女孩子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甚至一直到二十年以前，都没有改变，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出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历史就起了变化。人权兴起，每个人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才快速发展。这个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人和人关系的变化。每个人的人权都不受侵犯，每个人的行动，才是利人利己的活动。”
宋骁飞说：“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我们会重点讨论的。”
鲁迅听了宋骁飞的话，很高兴，连声说：“这就好，这样就好。”(。。)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