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宇几乎是一夜沒睡，來自后世的他深知新中国成立之前让中国迟迟无法实现统一和发展的两个国家不是别人，正是日本和苏联，尤其是苏联，到了1949年那个局面了，居然还做着把中国一分为二，划江而治的打算，幸好伟大领袖本质上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所以苏联的企图沒有得逞，不然长江以南的同胞还不幸福死，不过这一世因为王振宇的缘故，祖国统一的步伐明显加快，快到苏维埃还沒來得及输出革命就基本完成统一了，所以在这个英法同样虚弱无力，美国孤立主义依旧横行的时代，日本就很不凑巧的成为了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团结富强统一道路上唯一的绊脚石。
正当王振宇认为只要打败日本踢开绊脚石，接下來的所有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顺风顺水的时候，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奉系这边突生异变，张作霖死了。
王振宇思索了大半夜，又命人去把熊希龄、唐绍仪、顾维钧请來，这三个人从孙文签发命令免去熊希龄政务院总理职务之后就住在武汉一直沒回南京，而王振宇显然并不是沒有能力收拾孙文，而是沒时间。
实际上自济南会战日军受到重创并被困济南城后，日本方面头山满等人就急吼吼的跑到了南京和武汉，以日本海军对上海，南京实施报复性打击为威吓，恐吓王振宇放弃对济南日军的包围，王振宇又岂是吓大的，日本发动海军來攻他是一点都不怕，光是德国佬帮忙设计的江防要塞都够日本人喝一壶了，他真正担心的是自己如果全歼济南日军，导致日本全面动员并对对华作战，自己是否吃得消，要知道历史上这个时期的日本还处于大正时代，军国主义并不是很强大，日本历任政府在对华问題上也都是主张分步走，慢慢蚕食的政策，根据王振宇的记忆，1922年前，日本的主要扩张方向还不是中国，而是在俄国的西伯利亚，只是由于诸多不可以明记史料的原因，日军最后居然被看起來很是弱小的苏联红军从远东地区赶了出來，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王振宇还是希望日本不要举国之力和自己玩命，毕竟目前自己手上的工业生产能力也只是勉强和日本持平，真玩命，鉴于自己内部的真实情况，王振宇的信心还真有点不足，谁敢保证自己麾下的将领不会指挥失误，谁敢保证自己的工业生产不会出现异常，谁又敢保证自己的麾下沒人心存反念，这次和日本作战，国民党就表现的反迹十足了，气得王振宇都大骂孙文是大汉奸，所以见好就收的心思也就存下了。
“熊老，唐老，还有少川兄，今天请你们來只有一个目地，结束山东的战事，暂时和该死的小日本修好，具体的办法还需要你们几位经常办外交的老洋务來想。”王振宇一如既往的客气，这也是下头人愿意拼命替他做事的缘故，待遇优厚，对人客气，这样的老板放在后世那就是标准模范的存在。
“文正啊，出什么事情了，咱们不是在山东占上风吗，为什么要议和。”最紧张的是熊希龄，他和孙文闹翻后那就铁定是和王振宇绑在一条船上了。
王振宇摆摆手道：“熊老不要急，我军此战必胜，小日本不死也要脱层皮，青年军什么时候让大家失望过啊，可是张作霖死了，现在东北和华北的局势自然也就跟着乱了，我想了许久，一口气吃成胖子是不现实的，我的想法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对日战争，把精力放到完成国内统一上來，，。”
又是一个上午的会议，大家拿着日本原敬首相密使加藤送來的密信，研究了大半天，最后由顾维钧分析出了一个并不太好的结论。
“按照原敬的设想是维持当前的局面不变，维持日本在华利益不变，然后解开济南之围，让日军体面的从济南撤到青岛。”
王振宇思考了许久：“少川，你去和日本人谈，可以强势一点，不用怕，大不了翻脸大打就大打，现在要打，他们还真占不到便宜，我就不信他们还能双线作战，和谈其实不好谈，我们能让步的东西其实不多，因为我这里有几个原则你是一定要坚持的。”
说着王振宇就站了起來，背着手踱步道：
“第一、主权问題不要谈了，寸土必争，无论是青岛还是旅顺，也就是日本人说的关东州，我都是要收回來，日本人就不要在这个问題上纠结了，经济上我们可以做出补偿，日本军队绝对不允许存在于中国的领土上。
第二、经济核心问題不要谈了，交通、矿产资源这种事关国际民生的项目肯定是不会让他们日本人操在手里的，所以满铁公司我肯定是要收回來的。
第三、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的经济投资可以转让，也可以继续经营，但必须守法，如果做不到，可以由我们的中华开发公司统一溢价收购。
第四、日本人在东北的开垦居民可以继续居住开垦，但是必须按照我国法律法规经营，同时日本人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权。
第五、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问題留待和英法等国一起讨论。”
王振宇想了想不等顾维钧开口又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少川兄啊，你要知道我们在列强环伺的前提上要谈崛起是不容易的，所以许多付出是必要的，要有长远眼光和方向，至于付给日本人的钱，可以先定总额，支付方式最好是分期付款，我可不希望日本人拿着一对华提出二十一条也是出于认为这样做会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损害日中友好关系，西方列强还会猜疑日本对中国怀有野心，使日本在国际上倍受孤立，在不干涉内政的方针下，原敬把日中友好做为对华基本政策，而最新的情报显示，随着山东战局日军处于不利甚至倾覆的态势情况下，原敬已经考虑免去陆相，这次山东之战的主要策划者田中义一的职务了。”
王振宇摸着下巴想了想，历史上的原敬确实有平民首相和和平首相之称，不过他的运气并不是太好，当时中国北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对立，原敬确定了由中国南北政府达成妥协建立统一政府，日本将和这个统一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基本政策，原敬内阁成立后，立即禁止向中国北方政府借款和出口武器，基于这种构想，原敬内阁决定通过美国提议的新对华贷款团向中国提供贷款，原敬内阁的基本对华政策是以与美英协调为前提，本着不干涉内政的精神而确立的，意味着迄今日本以军事力量把中国置于势力范围之内，将其作为铁、煤等资源供给地和日本制品出口市场的大陆政策发生巨大转换，虽然原敬坚持确保日本在满蒙（中国东北和内蒙古）的利益，但毕竟他还是想通过经济活动加强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
现实并沒有象原敬想像的那样发展，在巴黎和会上，如何处理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权益问題成为焦点，日本主张有继承这些权益的权力，中国则要求归还山东，双方发生对立，日本以不参加国际联盟相要挟，逼迫欧美列强承认了日本对山东的特权，中国表示强烈抗议，1919年5月，在全中国范围内爆发了要求归还山东主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即“五?四”运动），抵制日贷等反日运动高涨，中日关系恶化，同时，要求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朝鲜半岛也爆发出來，同年三月朝鲜爆发了要求从日本殖民地下解放出來的三?一运动，原敬内阁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开始出现归还山东权益的动向，（最终实现返还是在1923年华盛顿裁军会议上由原敬的继任者高桥是清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