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沈先生的过往
自冬月初四由朝鲜国王李昖亲书，经辽东都司转来的报告送达兵部起，石星就感觉心头压了一块大石。报告称五月时有僧俗相杂的十几个倭人乘船来报，言日本关白平秀吉将于明年三月出兵来犯。报讯的倭人什么身份未作说明，但出兵缘由倒是清楚：嘉靖年时日本曾遣使来贡，国朝拒绝不纳，故而日本心生怨恨，想以武力重开贡路。
石星为此特意派人到礼部和鸿胪寺询问过，也查阅过相关档案，发现日本关白的出兵理由纯属倒打一耙。倭人所说的嘉靖年拒贡一事应是指嘉靖十八年和二十六年的两次不愉快的经历，但全因倭人违规妄为而起。
事实上，自明日两国开启勘合贸易以来，前来朝贡的日本人就鲜有老老实实守规矩的时候，要么所携物品超出限额，要么无视贡期，想来就来。嘉靖二年，来贡的两批日本使团甚至在宁波市舶司的欢迎宴会上为了排座次而大打出手，最后演变成在街市纵火劫掠，并转战宁波、绍兴，杀伤官兵无数的武斗戏。
看过档案，石星只能苦笑不已。这都是一帮何等的牛鬼蛇神？宁波争贡虽说事出有因，地方官府亦有过错，但倭人贪而暴戾，为了些许蝇头小利和意气之争竟不惜开罪大明这个财大气粗的金主，足见其短视，简直不可理喻。问题是，这些倭人向来动手不动口，说干就干，一点含糊都不带。既然扬言来犯，这事怕是错不了了。
朝鲜被倭人盯上算他晦气，但大明不能漠而视之。按说藩属国之间的纷争大明身为宗主国并不便干涉。当然，如今的国朝早非洪、永年可比，即使有心干涉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一旦朝鲜遭受倭人侵犯，国朝必须有所作为才是，就算不出兵也应出钱物支援朝鲜。一者，倭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假道”朝鲜最终志在逼迫国朝开贡；二者，朝鲜虽是藩属，却不比别个，其余藩属或在西北或在西南，即便有事发生，番兵军锋亦难突破一省或数省防线，然朝鲜与京畿重地不过一海之隔，由陆路走，从朝鲜到大明只有辽东一途；可要是走海路，却有多条航线可选。昔年倭寇入寇大明，都是以海岛为据点，沿海岸线游荡，择机下手，飘忽不定，哪怕你层层设防，也是防不胜防。试问，若听任倭人攻下朝鲜，这就等于在天子的卧榻之畔睡了一头恶犬，保不齐就要被咬上一口，谁敢担此干系？
若来犯之敌如三十年前那般都是海贼，国朝或许要付出相当代价去应付，但最终必胜。若换成朝鲜，则未必能抵挡了。对于朝鲜，国朝颇知其根底。朝鲜兵制与国朝相仿，弊端亦相去不远。盛时举国兵马近三十万，如今承平二百余年，能剩个十二三万兵就该烧高香了。以此兵力，除去在北方防御女真的六镇边军，负责备御全国大大不足。倭人只消有个三五万兵，选个合适的登陆地，避开朝鲜军主力便可长驱直入了。
如今日本政情如何？军力几何？石星不知道，只是看到“日本关白平秀吉”七个字时，隐隐感觉来犯之敌很可能比海贼流寇更为棘手。关白一词出自中土，意为陈述、禀告。汉时霍光擅权，群臣有事奏天子，必先“关白”霍光。关白在日本是正儿八经的一品大员，相当于大明的内阁首辅，岂是区区海贼流寇染指的？
兵部虽存有关于日本的档案，但多语焉不详，对政情军情的描述多止于勘合贸易停止之时，近十年再无新档录入。存档之中，有嘉靖年时刊印的两部专著，一部是定海人薛俊的《日本国考略》，一部是当年胡宗宪东南平倭时幕僚郑若曾编撰的《筹海图编》，算是论述较详，但读罢仍有意犹未尽之感。
再去询问礼部，档案甚至还不如兵部齐全。
这一下，石星可算是两眼一抹黑了。
倭情未明，消息来源看起来可信度也颇值得怀疑，但既是朝鲜国王亲书，再不靠谱也必须拿出个姿态来。
唯一令石星感到不解且不悦的是，明明仲夏时就发生的事，为何要迟迟捱到冬月再来报？中间足足半年时间，朝鲜君臣在犹豫磨蹭什么？倘若倭人当真入寇，这便是贻误军机。
十一日，石星下令沿海诸省多派远哨船到外洋查探、堵截，切勿推诿。若有巡抚尚未到任的，请吏部行文催促。茫茫汪洋，要捕捉堵截一支舰队谈何容易？如此查探其实无济于事，却是目今唯一能做的，旁的也无从下手。
更何况，石星还有别的大事需要关心。最近几日，他从刑部的同年口中得知，定国公徐文璧关于长安门喧哗事件的鞠问结果极可能被刑部驳回重审。真相已经退而据其次了，最重要的是抓住机会狠狠惩处闹事者，刹住武官这偶露峥嵘的苗头，甚至制住皇帝为所欲为的势头。自己这个兵部尚书夹在主君、同僚和武官中间，开罪哪边都不好，哪边也开罪不起，如何自处殊难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