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洛阳的这件大事，对于老一辈的士族来说，肯定是精神能够为之一振的，以王羲之为例，他当时虽然已经被顶头上司王述挤兑得称病辞官了，但是他一直以来对于桓温的北伐行动都是极为关注的，当他一收到官军已经收复故都洛阳的消息后，顿时感觉兴奋至极，在这种一发而不能收拾的高亢情绪的支配下，王羲之写下了代表了他个人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破羌帖》。因为帖中第三行有“王略始及旧都”一语，故亦称《王略帖》，为草书，九行，共八十一字。“知虞帅书，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贼，贼重创，想必禽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适范生书如其语，无异。故须后问为定，今以书示君。”《破羌帖》结字峻美，笔意练达，笔法人神，骨肉相宜，宋代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曾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因思苏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对王羲之颇有研究的著名书法家寇克让认为，王羲之固然真行草诸体兼善，但非要论以先后的话，他首先是一个草书家，其次是楷书，最后才是行书。寇克让先生为此观点提出了五条证据：
第一，王羲之成名于草书。“王羲之章草答庾亮”一事发生在王羲之31岁的时候，这一个时间点，寇克让在《书法没有秘密》中有精确的考证。庾翼是庾亮的弟弟，作为书法上的竞争对手，庾翼最初是瞧不起王羲之的，曾把王羲之的书法称为“野鹜”，即野鸭子。直至后来他看到王羲之写给他哥哥庾亮的信时，庾翼才深表拜服。他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张芝）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显然是已经把王羲之的章草和历史上的草圣张芝相提并论了！
第二，王羲之晚年的书法达到个人的巅峰，而这个阶段主要的字体也是草书。永和（公元345-356年）年间是王羲之人生最后的十年，被后世尊为草书圭臬的《十七帖》，著名的《桓公破羌帖》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艺术水平登峰造极。梁武帝内府著名押署人唐怀充评价《桓公破羌帖》“笔法入神”。
据寇克让考证，《桓公破羌帖》写于公元354年（东晋永和十年），当时桓温收复旧京洛阳，举国欢庆，王羲之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但仍关心国家大事。他认为：“《桓公破羌帖》时间明确，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是一件标准器。”
第三，王献之曾对王羲之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献之是王羲之第七子，他在此建议羲之由古草改向行草，应该是羲之晚年的事，看来王羲之一生主要精力在草书。
第四，唐初官修《晋书，王献之传》说：“时议者以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据文献，这个说法是得到过颇具发言权的王僧虔的印证的。何况，《采古来能书人名》也说羲之“特善草隶”。当时的隶书是指楷书。
第五，寇克让做过一个统计，王羲之传世的作品里，六成以上是草书，只有三成多是楷书和行书。
至于《兰亭序》被炒作成了王羲之的代表作的问题，寇克让先生认为关键的推手是唐太宗。唐太宗在古代书家中最推崇王羲之，但草书的门槛太高，一般人仅辨认就需数年，至于写出新意则难上加难，而楷书则有点“小儿科”。因此，不可能拿出很多时间来苦练书法的政治家如桓温和李世民等人便更重行书，唐朝著名的“政府工程”二序——《兰亭序》和《圣教序》都是行书。加上萧翼赚《兰亭》和陪葬昭陵的故事更是将《兰亭序》神化了。
凡是出类拔萃的艺术作品，与其创作时创作者的感情因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王羲之在完成《桓公破羌帖》之后，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还再三提及桓温收复洛阳之事，甚至将桓温比作东晋的周公，因此，可以说《桓公破羌帖》是一件在举国欢腾的时刻且创作者心情大好的前提下的伟大作品。如今人工智能创作的楷书甚至行书都已经可以超越一流的书法家了，但是要一直到了能够创作出超越人类水平的草书作品来，人类才应该甘心情愿地退出书法历史的舞台。
在收复洛阳数日之后的八月己丑，桓温率众拜谒西晋诸皇陵。他们一行人首先到了最近的峻阳陵。峻阳陵是晋代开国皇帝司马炎的陵墓，位于偃师南蔡庄北鏊子山的东坡，陵墓坐北朝南，背靠三十丈高的鏊子山，巍峨的伏牛山瞻于前，邙山主脉障其后，面临平坦广阔的伊洛平原，地理形势蔚为壮观。鏊子山山顶平坦，由南望去，兀立如屏。鏊子山两端，各有一独立山头，它们分别向南伸出一条较为平缓的山梁，对墓地形成三面环抱之势。
司马炎（236－290），字安世，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公元265－290年在位。公元265年他继承父亲司马昭的晋王之位，数月后逼迫元帝禅位。公元279年他又命杜预、王濬等人分兵伐吴，于次年灭吴，统一全国。公元290年病逝，庙号世祖，葬峻阳陵。桓温在其内心上并不敬服司马炎，因为他虽是西晋的开国君主，但只是因为继承司马懿和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两代的基业而称王罢了，本身并非什么英明之君，登基后既作出大肆分封宗室、允许诸王自选长吏和按等置军的一系列措置失当的政策，又无法处理少数民族的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的原因。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北方汉始主刘渊的侄子、大将刘曜（后改汉为赵，自己当皇帝）先后在洛阳、长安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灭了晋室。太兴二年（公元319年）正月二十五，刘曜就开始盗掘北邙山上的晋帝王陵了。当时刘派兵先挖了崇阳陵，五月再挖太阳陵。
刘曜盗晋陵并不是因为贪图随葬宝物，因为晋帝都是薄葬，陵内也不会有多少好东西。刘曜的动机就是想破坏司马家的风水龙脉。因此，刘曜盗墓不象一般的摸金校尉那样摸了宝物即走，而是带着破坏风水的目的，刘曜把西晋帝王陵挖掘得一塌糊涂，甚至捣毁陵内器物，特别是能证明陵主身份的哀册、墓碑都被砸了。
继刘曜盗墓之后，仅仅过了三十二年，即晋穆帝司马聃在位时的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九月，又有盗墓贼去挖了峻阳陵和太阳陵，造成二陵地宫严重崩塌。接到噩耗后，司马聃“素服三日”，并派太常赵拔前去修葺被盗二陵。
当桓温一行来到峻阳陵后，看见才过了几年，刚修葺过的陵墓又变得残破不堪了，桓温便命令军士将毁损的皇陵进行了修复，并任命了护陵的专职官员。
接着，桓温等人又继续往北到了偃师县邙山北面的首阳山。首阳山是邙山北的一座山峰，位于洛阳城东北约三十公里，这里是一块北高南低的台地，在山顶一片南北开阔、东西平坦的土地上，存有三个小冢，且相距很近，此外别无他冢。这里大概就是后来被追封为宣皇帝的“冢虎”司马懿的高原陵。司马懿生前就在首阳山修造寿陵，他在临终时嘱咐家人，死后丧事从简，不起坟头，不立碑记，不设随葬品，不栽树木，不与遗孀合葬。公元251年，司马懿葬于首阳山，他的陵墓后称“高原陵”。没有建设就没有破坏，这高原陵就算连刘曜亲眼看了，恐怕也是不会动心的。看来这“不坟、不树、不谒”的遗训是多么的有先见之明。
桓温是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来拜谒这一片平地的。一方面，他对于司马懿的智术与权谋拜服得五体投地，另一方面，他对于他的祖先桓范因为一时头脑发热，在关键的一刹那选择了站在司马懿的对立面而深深地感到遗憾，就因为他祖先桓范当年这个鲁莽的决定，导致了龙亢桓家被灭了三族，偶有漏网之鱼亡命江左，历经数十年后，整个家族才算恢复了一点生气。桓温自从发现了自己家族历史上的秘密之后，对高平陵事变的这段历史是铭刻在心，他因此也对司马懿的政治生涯和政治军事策略也做过大量的研究，他既佩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也鄙视他处理政敌时的无情和残忍，这种残忍就算自己的子孙后代知道真相后，也曾为之而不忍，也许就是因为当年的残忍和不讲信义，所以司马懿才会让自己的墓地“不坟、不树、不谒”的吧！
桓温也终于明白到自己的父亲桓彝为何要这么为朝廷卖命了，因为如果不是经过这样的努力，他作为不敢公开真正身份的刑家之后，根本没有办法在士族高门的歧视性眼光中把自己的家族发扬光大。想到此处，桓温的眼里不由自主地流下了凄酸的眼泪，旁边的幕僚们看到此情形，不禁有感于桓温的感情丰富，却不知道桓温这时心里想的其实是自己的父亲。
桓温在自己的心情平复后，又想到自己后来如鬼使神差般地娶了司马懿的后代南康长公主司马兴男为妻，这对历史上的冤家又结成的亲家，真是天意弄人。桓温心想，先不管我们两个家族历史上的诸般恩怨纠葛，看在妻子的份上，也应该对她的祖先表示一番恭敬的，于是就带着一群幕僚对着这片空地行了拜谒之礼才落寞离去。
桓温一直对苻秦的立国历程耿耿于怀，同样是打回老家，苻氏家族表现得是那么的齐心协力和勇往直前，而晋朝王室要收复北方故土的愿望从元帝司马睿开始就是显得那么的半心半意，而且到了桓温第二次北伐的时候，情况却变得更为糟糕了。早期过江的士族当中毕竟还有许多心怀故土的名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晋境内逐渐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士族阶层却日益草包化，因为士族的官位是世袭的，在饱受战乱之苦的上一代士族去世后，下一代在锦衣玉食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士族子弟，自然就少了前辈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东莱《晋论》云：“晋室南迁，士大夫袭中朝之旧，贤者以游谈自逸，而愚者以放诞为娱。庶政陵迟，风俗大坏。”这时候，上层社会清谈流行，士族们崇尚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很少有重视实际学问，整个士族阶层素质的退化，甚至已经成为桓温口中的“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的大牛，让北伐的梦想越来越难以实现。桓温认为，在北方此起彼伏的诸胡的压力下，能够保住北伐成果的唯一途径就是举江左的全部之力以抗衡北方，而只有迁都洛阳，把首都推到战略的最前沿，时刻让国君和大臣们处在危难之间，让维持东晋政权的士族们感受到诸胡切切实实的压力，才能把东晋王朝的那些过惯安逸生活的士族们的士气重新振作起来，才能使整个朝廷的政务作风重新变得精励图治，才能凝聚全国之力使刚在北方所获得的地盘得到进一步巩固，才能实现晋朝的伟大复兴。否则，要是让整个统治阶层继续耽于逸乐，不但北伐的梦想原来越遥远，说不定很快就连江左也会让北方的势力所征服。
因此，回到洛阳后，桓温再次上书，要求迁都洛阳。桓温考虑到如果自己亲自长期镇守洛阳，得不到朝廷方面的足够支持不用说，甚至还会成为第二个刘琨。如果能够让朝中有靠山的谢尚来镇守就显然不同了，他毕竟是垂帘听政的褚太后的舅舅，在调动朝廷资源方面的能力无人能及，要是谢尚愿意出来承担这个可以青史留名的责任，自己尽力去帮助他也是义不容辞的。因此，桓温在建议迁都的同时，也表请镇西将军谢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镇守洛阳。
当年姚襄北上之后，谢尚又从尚书仆射的任上进号为镇西将军，镇守寿阳。谢尚对于桓温推举他为重建故土的盟主并没有推辞，也已经做好了动身前往洛阳的准备，但是因为患病而迟迟无法上任。于是，朝廷只得任命王廙的二儿子王胡之为西中郎将、司州刺史、假节，作为镇守洛阳的最高指挥官。
王胡之，字修龄，由于其父杀了谯王司马承，因此，原本是好友的司马承之子司马无忌在知道了内情之后，就想杀了王胡之。王胡之由于父亲王廙早死，虽然是琅琊王氏的成员，但仍不免贫寒，有一段时间，王胡之隐居在东山，而陶侃之子陶范当时是乌程令，给王胡之送去了一船大米，但王胡之却拒绝接受，他说：“我王胡之如果饥寒，自会去谢尚那里去求食，不需要陶胡奴（陶范的小名）的米。”谢安曾经称赞王胡之说：“司州可与林泽游。”王胡之不仅做事低调，而且善于清谈，支遁、刘惔等人都曾经高度评价过他。有人曾经问王胡之与谢安谢万相比的优劣，支遁说：“故当攀安提万。”意思是，水平处于谢安与谢万之间。
当朝廷任命王胡之为司州刺史之后，因参与王敦之乱而被杀的沈充之子沈劲此时已经年过三十，因为是犯罪家属，一直蛰伏乡下，由于沈家与王氏家族特殊的关系，而且王胡之所领之兵多为吴兴人，而沈家在吴兴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王胡之请求朝廷允许沈劲作为自己的参军。但是，等沈劲上任之后，王胡之却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
朝廷其后以一直没能找到镇守洛阳的合适人选为借口，希望将桓温的迁都之仪不了了之。事实上，自从当年洛阳沦陷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成为一块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如果你不能有效地控制周边的战略要点，那么就算你占据了洛阳城，恐怕也只是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大包袱。所以，从前的刘曜、石勒、姚弋仲、苻洪等人谁都不愿意好好经营这里，也许所有进入过这个地区的军事势力也知道自己终究难以长久占据这里，他们打到这里来的目的，大概都是为了掠夺财物、人口而不是为了长期占据这里，这就导致了这里的人口大量的逃亡和被掳掠。这种四战之地经过三十多年的争战后，其经济结构和人口资源都远不足以维持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机构的运作。
桓温主要是从精神意志方面去考虑迁都洛阳的问题，但是在实际上，洛阳作为首都又面临以下的不利条件：
一、在地理上，洛阳地处四战之地，周边无险可守。在洛阳的西面，前秦势力已经延伸至洛阳近郊的宜阳，函谷关、潼关均在前秦控制之下；在北面，黄河北岸的河内、上党、河东、太原均为大大小小的各路军阀所占领；东北前秦控制的邺城距离洛阳也并不遥远。迁都洛阳，无疑是将皇帝置于最前线。
二、在经济上，中原地区因饱经战乱，农业生产早已停顿，如果要维持一个首都的诸般职能，就必须从江东地区漕运大量的粮食物资过去，或者吸引大量的人口过去发展经济。然而，在国防安全不能得到可靠保证的情况下，这个地方一旦繁荣起来就是觊觎者眼中的一块肉。
三、在人心上，衣冠南渡的上层士族们已经抢占了南方不少的优质资源，已经习惯了江左安逸的生活，所谓的乡土观念已经逐渐淡漠了。至于东晋军队将士中的南渡流民子弟，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也渐渐地适应了南方的生活，北归的愿望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的强烈了。
总而言之，迁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如果不加以详尽论证而贸然行事的话，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非常难以预料的。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朝中的权贵当中，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支持迁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