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作为一个逐利商人，吴三桂是不想失去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的。
当然，其他两位尚可喜和耿继茂也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尚可喜这个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他倒是不太想折腾。不过他的儿子尚之信年富力强，自然想法就比较的多。
所以尚、耿两家的经济活动也是搞得如火如荼。他们两家最初共同驻扎在广州城。作为合作伙伴，他们利用政府的政策，大搞盐铁专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后来，耿继茂被清朝派往福建当藩王，福建的经济发展不如广东，看起来，耿继茂的经济建设不如之前那么顺利了。
这个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语。
对于耿继茂来说，这个世界上不是缺少捞钱的门道，而是缺少发现的眼光。耿继茂的眼光，那是相当的毒辣。他从“移镇”的机会中，敏锐的发现了商机这就是直到今天我们还十分痛恨却又无可奈何的强拆运动。耿继茂以极低的政府补偿款，圈占了大量的田庄和土地。居民立即驱离，不准复归。
由于价格过低，所以耿继茂的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不过由于这个时候，鳌拜自己的圈地运动都搞得如火如荼，耿继茂自然也没人管。
除此之外，由于福建地区确实门道不多，虽然耿继茂发现了拆迁运动可以带来好处，但是显然这个是满足不了他的胃口的。所以他采取了更直接的方式：加税。
耿继茂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671年，耿继茂挂了。他的儿子耿精忠承袭了他的爵位以及。。。。。他的贪婪，继续搜刮。
而尚之信那边，自从耿继茂从广州走了之后，更是独霸了广东的市场。为了规范广东的贸易，尚之信在广东地区主动收起来贸易保护费，每年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广东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经藩下诸人霸占者无算”。
此外，尚之信还垄断了对外贸易，他利用广州通商口岸的便利，大搞走私活动。他指使自己的部下参将沈上达，乘着海禁的时候，外国的商船不敢过来做生意，私自造了大船，擅自出海贸易，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除此之外，尚之信还巧取豪夺，肆意霸占民田，“占耕民田千百顷”。尚之信还开发了新的生财之道：派出藩兵开山伐木，成功地开拓了伐木产业。
总之，三藩凭借各自的努力，在各自的土地上过上了土皇帝的生活。
蛋糕就这么大，三藩过得爽了，康熙自然很不爽。三藩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当地搞各种经济活动，大发横财，同时，他们还向中央政府哭穷。同时，三藩拥有很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中央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为了让中央政府给他们批钱，三藩大量贿赂朝廷重臣，所以每次他们哭穷，总是能得到朝廷的拨款。
以至于朝廷每年得向“三藩”供应大量饷银，清朝初年，连年用兵，加上战乱之后人口减少了很多，所以本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很有限，在吴三桂等人的忽悠和运作下，竟然搞得“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这对清朝中央政府绝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钱的问题已经很头疼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三藩用于过于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吴三桂等人均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的军事能力相比康熙手下的任何将领，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在解决了鳌拜的问题之后，三藩问题，就成了康熙的心病，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借口。
机会很快来了。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表示，自己因年老多病，愿意回辽东养老，上疏请清政府让他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继续镇守广东。康熙帝认准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缘，他果断地偷换了尚可喜的概念尚可喜要求子承父业，而到了康熙这里，变成了直接削藩。
康熙还特地降了一道圣旨称赞尚可喜“很知大体”，同时指出广东已“底定”，藩王坐镇已无必要，所以不允尚可喜之的儿子尚之信袭爵继续坐镇，而是让他撤藩回辽东。
康熙皇帝为了削藩，都已经无耻到这个地步了。吴三桂和耿精忠要是再不表示表示，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耿精忠吴三桂很快进行了回应。吴三桂和耿精忠主动上疏，要求撤藩。
高，实在是高！吴三桂不愧是一个精通权谋的高手，他知道，朝廷之所以对自己防范，想撤藩，主要是怕自己实力过于强大，对自己不太放心。现在他主动提出撤藩，充分表示自己对清王朝的衷心，朝廷必然认为他是很温顺的。如果过于强逼，反而可能会把他弄得狗急跳墙。
吴三桂打赌，对于康熙来说，稳定是第一位的，康熙不敢冒这样的风险。他这一招叫做欲擒故纵。
他认为“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
事实证明吴三桂这招还是很管用的，接到吴三桂的奏章之后，清朝的中央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讨论。双方分成两派，一方是赞同撤藩派，我们姑且称之为激进派。一方是反对撤藩派，我们称之为保守派。
激进派很少，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也就只有三个人：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
而保守派的阵容就强大多了，包括其他大部分的大学士和尚书，比如在鳌拜事件中立下大功的康熙红人索额图，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图海等人，坚决反对撤藩。
在朝廷上，保守派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看起来，吴三桂的策略马上就要奏效了。可惜的是，虽然激进派的人数很少，但是唯一具有决策权的人康熙，恰恰是站在激进派这一边。
吴三桂低估了康熙撤藩的决心，也没有考虑到，康熙到底是一个年轻人，还是比较冲动的。
康熙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之利；又认为吴三桂之子，耿精忠诸弟都宿卫京师，谅吴、耿二人不能发动变乱。
另外，康熙也考虑到了最坏的情况，如果吴三桂等人真的打算反叛，“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如先发”。
应该说，康熙是有眼光的，但是，康熙的考虑还是比较草率的。年轻人嘛，毕竟火候不够啊。既然你认为吴三桂早晚要反，拜托你做点准备行不行。。。。。事实上，康熙也就是嘴上说说，完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这也是后来吴三桂真的反了之后，清军一开始措手不及的原因。
所以对于撤藩这个问题，的确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在时间上，还是需要谨慎斟酌的。
在这一点上，孝庄太后就显得要沉稳的多，对于吴三桂等三个藩王，孝庄也不认为应该一直遵守当年签订的合同，她也认为应该撤藩，但是对于这个时候撤藩，她是不认可的。
在处理吴三桂的问题上，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信守诺言，保持这几个藩王的权力的利益；二是学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和平解决；三是不急于撤藩，拖下去以渐变方式解决；四是以战争的方式一次性解决。
其中第一条肯定是不可能的。至于第二种方案，可以设想，但也未必能行得通。
比较可行的是第三种办法，这也是孝庄最擅长的办法。这也是最合理的办法，一点点地处理，就有可能和平解决。如果清政府不在触犯其即得利益方面走得太远，很难设想吴三桂会主动挑起战争。这样，就有了拖下去的条件和基础。此时吴三桂毕竟已经是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了。如果拖个五、六年，即使他不死，但已经极为衰老，也就造不动反了。姜毕竟是老的辣啊！
但是，康熙帝一刻也等不了。他采取了第四种办法，最危险的一种。人总是要为年轻付出一些代价的。
1673年，康熙做出正式决定，答应吴三桂的请求，正式撤藩。并且唯恐担心这个命令下得不够正式，康熙还特地派了三个大臣，一个是侍郎折尔肯，一个是尚书梁清标，还有一个是侍郎陈一炳，分别到昆明、广州、福建去宣布这个事情。
你大爷的！老子客气客气，你还真他妈会找台阶啊！老子拼了老命打天下不是为了回辽东那个不毛之地养老的！当初的长期合同是你的祖宗和我定的，耿精忠他们家都传了两代了，怎么换了个皇帝就不认了呢？
吴三桂憋了满腔怒火，终于爆发了。1673年11月，一接到折尔肯的撤藩命令，吴三桂先把折尔肯给扣了，完了把一向和自己唱反调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给杀了。然后就率先举兵反叛，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
这个引清军入关的罪魁祸首、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的清军悍将、杀死永历帝的刽子手吴三桂此时恬不知耻地打出“为明朝复仇”的口号，摇身一变，再次成了明朝的“忠臣”。
可惜的是，此时，经过2０多年的战乱，百姓已经厌倦了这种乱世生活。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