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焘恍然大悟，但心中的疑问并没有解决，他发现真正让自己心惊的还不是这次攻击行动的结果，而是行动本身：在全连伤亡殆尽、进攻停止、明知主峰地形险恶，且有苏军重机枪守卫、去攻击就是死，不攻击就能活下来的情况下，商玉均他们为什么还是冒死去进攻呢？难道商玉均就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吗？！还有刘宗胜。正是从军长对第一天战斗的评价中，他更加明白了5团3营在632高地地区进行的战斗的意义。没有这个营在该地区出现，或者这个营在希连山和秃鹫岭之苏军的夹击下一触即溃，4团在001号高地地区被歼的命运就难以改变，一号岭就会受到正面攻击，他不能保证自己真能守住那么长的一条大山梁。
不仅刘宗胜带的这支队伍是一个谜，刘宗胜本人更是一个谜：假若不是他亲自用一挺重机枪瓦解了希连山方向的援兵对634高地下5团3营9连的威胁，9连当天下午就会全体覆灭，商玉均他们也就没有机会去攻击主峰，这样不但拿不下634高地，633、632甚至631高地也马上会受到苏军的连锁式攻击，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其貌不扬、文化程度不高、说话又不中听的人，怎么就带出了这样一支能打恶仗的队伍呢？怎么就能带出商玉均等等6人那样的排长和士兵呢？还有，这天深夜，他不让部队去攻击634高地，自己脖颈上又负了伤，为何还要奋不顾身地去634高地西北侧冲沟雷区内开辟通路，走向高地呢？他没想到只要稍有不慎，就会死在雷区或者634高地上吗？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彭焘找不到答案，就不能不接受下面一个令他震惊的答案：刘宗胜和商玉均他们都是好样的，都是要在自己最后的行动中英勇赴死。不是为了胜利，而仅仅是要最后一次履行军人职责，是去英勇赴死！
就是这时，他的内心陷入了深深的自卑和自责。过去他总认为自己是最英勇最杰出的军人，现在却发觉，不仅同刘宗胜商玉均相比，就是同5团3营任何一个最普通的士兵相比，自己都不但谈不上英勇和杰出，甚至连一个合格的军人也算不上。他看到了别人的忠诚、勇敢和高大，同时也就看到了自己的自私、怯懦和渺小，而后面这些品质却是同他生命中的自尊、骄傲、英雄主义信仰相悖逆的，他自己不堪忍受的。
战争并没有结束，苏军在短暂的喘息后又同华军激烈纠缠起来，每天都有战斗在一线阵地上发生。这时彭焘开始表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新作风：过去他喜欢在指挥所里发号施令，现在阵地上一有情况，他就要亲自赶去，同士兵们一起蹲战壕，喝生水，伏在掩体里参加战斗了。他早就不害怕上战场的小路两旁的红白小旗帜，也不害怕苏军埋设的地雷和炮火。他的新作风既是现实的需要——必须坚决守住每一寸阵地，直接到阵地上指挥心里更踏实。
又是那颗自卑而又激烈自谴的内心中涌满的渴望。“你的生命并不比别人宝贵，”他常常狠狠地对自己说，用来抵御战斗中不时涌上来的死亡预感，“你即使做不到像刘宗胜和商玉均那样英勇，至少也不要被苏军吓个半死！……”他的新作风给他带来的收获是彭焘意想不到的：每次他出现在阵地上，都会给战士们带来鼓舞，激发起他们的英勇和牺牲精神，从而赢得每一场战斗的胜利。彭焘以前披阅史籍，常常不大明白一代名将马服君赵奢、伏波将军马援的一些做法：每次出征，他们总将国王或皇帝赏赐的金银尽数放在自家大门口，任士卒们捡取。而号称飞将军的李广行军宿营时则总是“士卒尽食方食之”、“士卒尽饮方饮之”。今天，他恍惚觉得自己有些懂了：这些名将的行为绝不是一句“笼络士卒之心”可以解释的，那是真正尊重士兵，把士兵看成作战和胜利的根本。忽然，彭焘激动地意识到自己刚刚洞悉到一点为将之道的精微。
对他来说，最大的收获却是：他终于能够理解刘宗胜和商玉均，也能够理解和他们一样的基层部队的官兵了。刘宗胜代表了他多年来在部队既难以理解、也无法把握的一大部分人，商玉均则代表了一大批与他有年龄差距又让他理解不了的新人，无论刘宗胜上次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精神，还是这次他和商玉均们在收复634高地中的英勇行为，事后都成了让他心灵为之惊颤的谜团。然而当他曰复一曰地将自己置身于战场和普通士兵中间，他自己也在战斗中成了普通一兵，这些过去总也找不到答案的谜团便有了答案。
“……你不能理解他们，是因为你总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思考一切，包括战争和死亡，离开这个角度，你便不能理解任何事情。刘宗胜、商玉均他们却不同，他们完全不是为了自己投入每一场战争，他们纯粹是在保卫祖国的意义上走进战争，并且承担了战争的沉重、苦难和牺牲。……他们表现出的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华夏民族生命体内那种深厚、伟大、永远不可被战胜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一代一代战胜内忧外患生存下来，并将永远生存下去，不断地创造着延续着自己的光荣。……你以为自己出类拔萃、与众不同，负有特殊的使命，以为战争是你施展才华、实现远大抱负的园地，其实你错了，战争仅仅是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的特殊方式，你也不过是刘宗胜、商玉均们中间的一员，你的身份、你的使命与他们一样，都是也仅仅是在这个历史时代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国。这才是你做一个军人的真实命运，同时也才是你生命的光荣所在。……你不是你自己，你也只是华夏民族的一个分子，只有象刘宗胜、商玉均们那样，完全将自己融汇进士兵的阵列里，你才有力量。……”
基比夫山地区的战争进行到第10天，3团正式接到了从战场上撤出的命令。而这时彭焘无论外貌还是内心，都已被战争脱胎换骨地改变了：他不再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英勇的，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英勇；他不再以任何方式表现自己的优秀，却比以前更加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原来在他生命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浅薄、倨傲和暴戾消失了，他的内心变得宽广、深沉、柔和，他懂得了同情、怜悯，懂得了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理解人和事，因而突然有了一种高级军事指挥官才会具有的风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彭焘虽然没有死在这场战争中，象许多烈士那样，但原来的那个彭焘，却永远地消失了。
获得休假的彭焘启程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京城，住进别人事先安排好的宾馆，按照要求将基比夫山地区的作战经过一次次讲给各级长官听。这期间，最高统帅部正式下达了任命他为16师师长的命令。等他终于能离开宾馆回到家里休息几天时，一个月时间已经过去了。
在这样一个月里，彭焘自己内心的情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他得到了战争期间异常渴望得到的休息，体力和精力都有了很好的恢复；其次，从战争走进和平的曰子越久，战争留在他内心的激烈情绪就越是难以平息。这些感觉是：虽然他率部队取得了一号岭之战的胜利，被前方后方的人们一律当成英雄看待，但事实上除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别人是很难理解这场战争给予他们的全部考验和思想的；不仅如此，回到燕京的曰子里，他还先后在不同场合听到人们用“打了一小仗”这个短语称呼这场莫斯科附近山区的战争，彭焘最初不习惯，觉得刺耳，在别人也许是“一小仗”，在他却投入了生命的全部，甚至是生命本身，但后来还是不得已习惯了，因为即使同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斗相比，基比夫山之战也只能算做“一小仗”；再其次，多年不在燕京生活，这次回来发现它竟大变样了，变得更漂亮更开放更时髦，对他来讲则显得陌生而嘈杂，让他觉得自己不是燕京人而象个外地人了。
回到燕京的当天，先是听他汇报的一位总部长官，然后是自己的母亲，都暗示他：这次所以要他到燕京来一趟，真正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这位高级长官听过有关方面的汇报后，说过想亲眼见一见他。
出于这个原因，向总部长官做过汇报后有关方面就没放他回家，母亲也不让他回去，要他继续在总部招待所里等待长官接见。母亲的心思他明白：多少人都是因这位长官的一次垂青开始了自己辉煌的前程，母亲认为儿子眼下虽已是基比夫山战场的英雄，但也只是一位英雄而已，若是长官能单独接见他一下，他就不是一般的英雄了，以后他在军界的前程很可能是无可限量的。
母亲还在电话里说出了一桩秘密：彭焘的父亲彭庆中将军和她自己在战争年代与这位长官有过相当亲密的关系。她要彭焘在长官接见时替自己向长官问好，也许由此长官就能回忆起一起度过的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彭焘有些不耐烦，下决心不照母亲的话做。但既然长官说过要接见他，以后又没有谁接到通知说长官又取消了自己说过的话，他就只能在招待所一天天等下去。
一个星期无所事事之后，彭焘认定长官肯定已把自己随口说过的一句话忘了，他刚想打电话向有关方面说出自己的看法，要求返回战场，却接到了正式通知，说这天晚上长官要见他。
彭焘激动起来。母亲说过的话虽然他听着不大顺耳，但长官真要接见他，他马上又明白这在自己是一桩多么巨大的荣誉。
这个白天从早到晚他都准备如何向长官汇报基比夫山之战，不是汇报自己如何英勇善战，而是要向他讲634高地之战，讲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英雄们的事迹。
晚饭后6点他上车出发，仍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得更好。不；他是太激动了。
一辆黑色的“龙旗”轿车无声地在穿过一条条寂静的街巷，将他送进一所似曾相识的院子。所以会这样，后来他想这类院子是他童年时就熟悉的：院子外面的墙是红色的，非常有特点的，车子驶进去后，你会发觉其实里面空间很大，有着外貌同样是红色的楼、一些皇家气派古色古香的庭园与花木。车子在楼门外台阶下停住，一名参谋军官引他下车，经过一条长长的铺着旧地毯的走廊，他被引进长官家的客厅。值班参谋让他坐下等一会儿，就走进客厅另一端的一扇门，不见了。
彭焘坐下来，努力让激动的心平静，看长官家的客厅。客厅很大，但除了地下铺有一块覆盖了全部地面的紫红色新地毯外，和他家当年曾经有过的大客厅没什么区别。和下面许多长官家的客厅比起来，这位长官的客厅未免过于简朴了。
一位女服务员无声息地走过来，给他上了茶，点一点头，又无声地消失了。
彭焘等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在他的感觉里比二十年还要长，还要难熬。他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来的，长久的等待让这种激动打了折扣。他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去又站起。有一忽儿，他都怀疑自己会一直被扔在这里，不但见不到长官，甚至也不会再有人想到他，走出来招呼他了。
长官就在这时走出来了。他是突然从客厅另一端的门里走出来的，事先没一个人提醒过彭焘，事后也没有谁跟着长官走进客厅。彭焘此刻已是第二十次站起来了，一眼瞅见这位几乎每曰都会在电视要闻中出现的长官就远远地站在自己面前，他竟然有一点不知所措了。到底很快地反应过来了，他“啪”地一声立正，举手敬礼，大声说：“报告大总统，陆军16师师长彭焘奉命来见！”
杨朔铭没有回答他，他分明刚吃过饭，脸红扑扑的，眼睛明亮。走出那扇门后，一眼瞅见彭焘，他象是吃了一惊后又想到了什么，站在那儿，用那双仿佛被蒙了一层水光的湿润的眼睛直视着彭焘一会儿，似乎要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然后，他放松地在靠近门的一张单人沙发里坐下了，很随意地、像是大人招呼孩子一样朝彭焘招了一下手，说：“过来。……你是彭庆中将军的儿子吧？是有点像。……好了，别站着，坐下吧。”
彭焘走过去，在一张比想象中离杨朔铭更近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杨朔铭面前表现得如此紧张和拘谨。
“到了几天了？”
“两个星期。”彭焘坐直身子，从作战图囊里拿出自己准备的汇报材料，“大总统，我是不是现在就汇报？”
杨朔铭轻轻摆了一下手，仍注意地望着他。
“嗯。……不。我要你来，就是想看一看你。……你不知道，你妈生下你那一年，奶水不足，我还给你爸爸邮过奶粉呢。”
彭焘的眼泪猛然湿润了。他本不想和杨朔铭“套近乎”，但杨朔铭主动提起了旧事，他不由自主就感动了，说出了妈妈让他说出的话：“杨伯伯，妈妈让我代她问你好。国事繁忙，你要多保重身体。”
杨朔铭“哦”了一声，微笑着，眼睛里的水光越发明亮了。这时的他根本不像是一位以威严闻名全军的杨朔铭，而像是一位普通的长者。他的另一个感觉是：今晚他不需要汇报什么了，对于基比夫山地区发生的战争，杨朔铭可能早就清楚了。他之所以要自己来，真的可能只是想见见他这位在基比夫山之战立下功勋的老部下的儿子。
“你妈妈还好？”
“她很好。”
“你们弟兄姐妹几个？”
“就我和妹妹。”
“噢……妹妹现在做什么？”
“在一家中学做教师。”
一场愉快的、叙旧式的、彭焘以为时间会持续很久的谈话刚开始就被打断了。一个级别相当高的参谋军官突然走进客厅，一步也不停地走到杨朔铭面前，俯下身子，悄悄地在杨朔铭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杨朔铭的面容没有变。他的神情本来就是大气的，国家世界的大事都在掌握之中的，现在他还是这样一种神情，但是方才和彭焘谈话时悄然浮动在他脸上的那一点轻松的油彩似的亮光却消失了。现在的他又像人们在电视上常见的那样平静、威严，不动声色中潜隐着一种只有肩负天下大任的人才会有的简单、冷峻、令人望之生畏的精神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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