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之战后，柴荣为了加强中央权威，遏制地方势力，就曾下旨命令各藩镇“甄选天下雄壮之士，编为殿前诸班”，这就使当时的政治形势重新向中央集权的方向上发展。
这是一个大的发展趋势，赵普坐镇在当时的权力中枢，自然看得是一清二楚，那么他之所以还要赵匡胤继续对地方藩镇们“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显然是在鼓动赵匡胤趁热打铁，利用目前的大好形势，把这些造成国内最不稳定因素的地方藩镇们，全部推进坟墓，然后再在上面狠狠地踏上一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赵匡胤对赵普的判断也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并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办。不过这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地方藩镇的势力虽说被打压下去了，但中央禁军将领们的地位却因此而大幅提高，并直接威胁到赵匡胤皇位的稳固。
对于这个问题，赵匡胤也不敢给予轻视，所以到了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三月，赵匡胤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突然将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
慕容彦钊、韩令坤和赵匡胤一样，都是从夹马营闯出来的孩子。慕容彦钊比赵匡胤年长几岁，赵匡胤自幼就对他以兄礼事之，而韩令坤更是赵匡胤小时候一起上树掏鸟、下河摸鱼的兄弟，可以说是死党中的死党。
赵匡胤既然肯拿这两个人先开刀，显然是认为禁军将领权力过大，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
不过赵匡胤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很人性化的。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开国帝王一旦觉得他手下的某个功臣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皇位。那么这就意味着那个功臣已经离死不远了。
所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绝不是一句空洞的话语，而是血淋淋的教训。开国之后屠杀功臣几乎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典型的便如明太祖朱元璋。几乎把所有的开国功臣都给杀了。在这一方面，赵匡胤这个篡位之君的做法。显然还是很令人称道的。
赵匡胤在解除慕容彦钊、韩令坤的禁军兵权后，专门在广政殿为这两人设宴送别，席间把酒言欢，对这两人温慰有加。
慕容彦钊与韩令坤虽说因为丢掉兵权，难免会有一些失落感。不过他们作为手握重兵的开国功臣，心中自然也会有所疑惧。赵匡胤的这种做法，虽然从表面看来，使他们蒙受了一定的损失。但反过来看，却正是一个保全他们的最好办法。
所以慕容彦钊和韩令坤在经过短暂的郁闷之后，心里反倒踏实下来，下去之后也没有闹情绪，撂挑子，而是继续尽职尽责，为国出力。
单从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赵匡胤的为人还是非常得宽厚，所以他在处理完慕容彦钊、韩令坤这两个禁军最高级将领之后，也就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可是他的头号谋臣赵普却不肯罢手。
慕容彦钊去职之后，殿前都点检之职并没有派人接任，那么殿前司这一系统便是以副都点检高怀德和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为首。
而韩令坤去职之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由石守信接过，那么这几个人就成了禁军中的头面人物。所以赵普就多次进言，求赵匡胤将这几个人转授他职。
赵匡胤对此还是很犹豫，因为就算把这几个人去掉，但是禁军的工作也是要有人干的，还要去再找新人。再说石守信、高怀德这几个人威望比不上慕容彦钊和韩令坤，关系也没有那么近，不会像那两个人一样，对自己无所顾忌。还是比较容易管理，所以始终没有同意。
后来赵普说得多了。赵匡胤不免也有些烦躁，便对赵普说道：“石守信等人。都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他们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你就不要再说这件事了。”
赵普却回答道：“我倒不是怀疑这几个人对陛下的忠诚，可是他们手中的兵权太重，又缺乏御下之能，万一有部下拥他们做乱，结果又将如何？”赵匡胤立时醒悟过来，他本身就是打着“部下拥立”旗号登基的皇帝。
前事不远，一旦事机成熟，谁能保证这些人就不会因别人“拥立”而夺了他的江山？赵匡胤不仅陷入深深地思考。
当年七月的一天，赵匡胤把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中挂头牌的将领们都召到宫中，设宴款待。
酒至半酣，赵匡胤突然摒退左右，叹声说道：“我能当上皇帝，靠得全是你们的拥立。
可自从登上了这个皇位，我才知道，皇帝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职业，操心的事情太多，哪有当年做节度使那般快活？不瞒你们说，自从住进这座宫里，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众将都很诧异，忙问道：“皇上，究竟是什么原因才造成了你现在这个情况？眼下咱们国家很好很强大，如果嫌皇宫不舒服，咱们可以拆了重盖嘛！”
赵匡胤叹了口气说道：“这不是明摆着的嘛！皇帝宝座这么好，谁不想上去坐一坐啊！”
众将就是再傻，也能听出赵匡胤话中的含义，哪还敢继续坐下去？全部跪倒在地，对赵匡胤说道：“皇上何必如此多虑？现在咱们的政权已经稳定了，谁还会有那么卑鄙的想法？”
赵匡胤说道：“你们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好干部，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们的忠诚。可是你们想一下，要是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硬把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是想拒绝，还能够做到吗？”
众将等人都吓得是汗流浃背，跪在地上对赵匡胤苦苦哀求道：“臣等愚昧，求皇上能给我们指条生路。”
赵匡胤便道：“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过。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籓，多置良田美宅、歌舞儿女。终日饮酒娱乐。既能尽享天年，又能为子孙立永远之业！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众将听罢无不感激涕零，顿首拜泣道：“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第二天，以石守信、高怀德为首的这些禁军将领们，就纷纷称病请求罢去军职
。赵匡胤也就顺水推舟。任命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其中仅石守信一人还在名义上兼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其余皆罢军职。
这是一件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事，被人称之为“杯酒释兵权”。从表面上看，赵匡胤只不过是通过和平方式从这些宿将们手中收回了兵权，似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但实际上，他所产生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却远不仅于此。
因为赵匡胤在解除了这些宿将的兵权后。紧跟着就开始大搞军事改革，首先是废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官职，并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一分为二。这样禁军的军权就分成了三份，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统领，即所谓的三衙统领。
同时成立不同于前代的枢密院，用以分三衙之权。自唐末以来，枢密院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甚至曾一度凌驾于相权之上。但赵匡胤成立的枢密院，是以文官主事，手中也仅有调兵之权，这就与三衙形成了相互制约。枢密院有权调兵。但不掌兵。而三衙虽然掌兵，但又无调兵之权。各自独立，相互制约。谁也无法单独作乱。
其次，实行内外相持政策。赵匡胤将全*队分成两半，一半屯驻京师，另一半戍守地方。京城驻军有能力制服外地叛乱，而外地驻军又有能力扑灭京城驻军的兵变，使得内外军队互相制约，谁也不敢轻易发动叛乱。
第三，实行兵将分离制度。规定无论京城禁军还是驻外禁军都要实现“更戍法”，即禁军在某地驻守一段时间后，就要变更驻守地点。京城禁军去边境或产粮地驻防，再由地方禁军补入京城。
这种做法名义上是为了锻炼禁军吃苦耐劳的精神，但实际上是要降低士兵对将领的忠诚度。
因为在实行这种制度之后，将领们的募兵权就被剥夺了，将领们对士兵只有管理权，但没有所有权，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士兵成为将领私人武装的可能性。可以说，也正是这一制度，才使得自唐末以来藩镇割据、诸侯混战的局面得以彻底终结。
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兵将分离制度虽然行之有效，但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造成了一种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至于出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现象。
统兵将领们因为兵已经不是自己所有了，所以对练兵不感兴趣，而士兵们正好又得过且过，从而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大幅下降。
两宋是中国大统一王朝中最为羸弱的一个朝代，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并最终亡于异族之手，与这种制度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兵将分离制度一直都是一种非常有争议的制度。支持者说它加强了中央集权，有效地化解了国内矛盾，是一种非常好、并且是行之有效的制度。
反对者则说他大幅低削弱了国家军事实力，以至于对外战争屡遭败绩，实在是一种非常丢人的制度。
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根据，不过即便是兵将分离制度缺陷再大，也不能把罪名仅扣在赵匡胤一个人的头上。因为就算赵匡胤再有远见，也看不到几百年之后的变化，后世之人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再对这种制度进行调整。
而赵匡胤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实施这一制度，应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并且也达到了很理想的效果。
特别是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这种手段解除了那些统兵将领的兵权，既达到收回兵权的目的，又避免了恶性流血事件的发生，手段非常文明，效果也非常理想，已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在杯酒释兵权后，石守信、高怀德、王彦超等人分别出任大镇，到了地方上为非作歹，故意败坏自己的名声。而赵匡胤始终信守诺言，对他们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跟其中多人结成了亲家关系，君臣相安无事。至此，赵匡胤消除藩镇割据、重建中央集权的事业已初具规模，这就使他可以集中精力去面对全国统一战争。
建隆三年（962年）九月，武平节度使、湖南政权的实际当家人周行逢因病医治无效，于朗州（今湖南常德）逝世，享年46岁。
前面说过，南唐灭楚后，因治理无方，被楚国朗州节度使刘言遣大将王逵、周行逢等驱赶出境，这样就由刘言在朗州新建了一个湖南政权。其后，刘言和王逵又先后被部下所杀，周行逢便得以主掌湖南大权，终成一方霸主。
周行逢主政湖南之后，废除了一系列马楚政权留下的苛捐杂赋，又尽除贪官污吏，挑选廉洁官吏知州县事。用人也不徇私情，有一次他的女婿向他求官，周行逢非但不给，还故意送出一批农具奚落自己的女婿，说道：“你这个人不适合为官，还是回乡种地去吧！”
看得出来，周行逢在某些方面还是很开明的，不过这个人的缺点也是极其突出。周行逢本性多疑，在他刚当上武平节度使时，有大将和手下十余名党徒密谋作乱，周行逢得知后，迅速将这伙人擒获，不问首从，全部斩首。
从这以后，周行逢的疑心更重，经常派人暗中察访，如果被报知有人私饮密语，不问谈话内容，也不问亲疏远近，一律处斩。
对于境内百姓也是如此，只要犯禁就格杀勿论，哪怕仅偷得一针一线也不肯放过。湖南号称“地大力完”，但归宋时全境仅剩下区区十万户人口，可见周行逢用刑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