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忠”，是一种低层次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忠”。具体就表现为一个人能信守诺言，忠于职守。比如一个人在生活中不轻易向人许愿，但只要答应了别人就会全力去做，即便做不到也能尽力而为。又比如一个人喜欢跳槽，动不动就从这家公司跳到那家公司。
那么具体到冯道这个人来，又该如何去对他进行评价？
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如果单从一个自然人的角度对冯道进行评价，那么他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因为这个人对自己要求很严，不争权夺利，不惹事生非，不迷恋美色，不贪图财物。试问一下，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
特是在冯道长达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来就没有去害过人，仅在这一上，就足以令人对他肃然起敬。后世的儒家们，因为冯道曾历仕过太多的朝代和帝王，所以攻击他无耻，这是毫无根据的。
因为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极乱之世，一个人要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首先就要学会保护自己，那么冯道大隐于朝，又有什么不对？而且在当时，朝代更替⌒≦⌒≦⌒≦⌒≦，※.c□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儒家”理论来讲，当一个朝代灭亡了，那些忠贞之士都要为国尽忠，那么品德高尚的人岂不都要死绝了吗？
这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人，不死也可以，但是冯道不应该再去做官了。而应该选择去做那种孤臣孽子，一个人只要是侍奉过两个君主就已经很无耻了。何况冯道在那么多皇帝手下做官？
如果按这种理论来看，冯道确实是很无耻。但是也只能在中国历史上排到第二位，因为肯定还有一个人要比他无耻得多，这个人正好就是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孔子生活在东周，出生在鲁国，当时周天子既在，鲁国也没有灭亡，那么孔子也只有去为周天子或是鲁国国君服务的道理，他又凭什么去周游列国，到处推销自己呢？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灯吗？所以儒家在这一上攻击冯道，根本就站不住任何道理。
这并不能明他不忠，只要他能在每一次跳槽到一家公司内，就全心全意地为这家公司工作，那么他就是一个能忠于职守，品格高尚的人。反过来有的人一辈子只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是经常把会自己公司的情报出卖给竞争对手牟利，或者干脆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公司的财物，难道这种人对这家公司也能算作是有忠心的吗？
实际上。在冯道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都是很敬仰的，评价也非常高。冯道死时是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龄。所以当时的人并不难过，反而争相传颂，为之而喜。明宗李嗣源评价冯道称：“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后周宰相范质则称：“厚德稽古（同于古圣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改变），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旧五代史。冯道传.赞》“道之履行（行为），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气量），深得大臣之体。”
冯道在后晋年间出使契丹，耶律德光更是准备以天子礼仪迎接他。而即便是被冯道冲撞过的柴荣，对他也是非常尊重，在他死后立即将其追封为“灜王”，谥号“文懿”，可见评价之高。（
谥法中文有六意，一曰经天纬地，二曰道德博闻，三曰学勤好问，四曰慈惠爱民，五曰愍民惠礼，六曰赐民爵位。而懿有温柔贤善之意。冯道历仕五朝，不可能被谥为“文正”，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谥号了。）
看得出来，冯道在他生活的年代，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在朝在野都没有一句对他贬低的话，这跟他自身的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然而，单从个体层面来衡量，冯道确实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要把他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来衡量，冯道的所作所为又确实不是很称职。
冯道历仕五朝，位不离三师三公，多次出任宰相，有着巨大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力，可是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又几乎什么都没有去做。冯道做为一个政治家来，非常圆滑，遇上李嗣源、柴荣这样的明君，他就直言进谏，因为他知道面对这样的君主，即便是过火了，也不会受到责怪。
而对于其他人，冯道往往一言不发，一味奉行明哲保身的原则。
比如有一次石敬瑭以兵事咨询他，他就回答道：“征伐之事，全仗圣心独断，臣本书生，像这种事，你问我也是白问。”五代之中，像李嗣源、柴荣这等明君毕竟是少数，所以冯道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用这种词来搪塞其余的帝王，遇事模棱两可，应付了事，这与他的职责和地位相比较，显然是远远不足的。
中国古代，对宰相的岗位职责有着明确的规定，要上佐天子，下治百官，调和阴阳，抚化万民，冯道对这些显然是没做到。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值得一提的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为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再有一件是他在后晋亡国后和耶律德光的那次对话，当时冯道任后晋的威胜军节度使，听耶律德光灭晋后急忙从邓州赶回来觐见。
耶律德光就问他：“你为什么回来见我？”冯道回答道：“无兵无权，怎敢不来？”耶律德光又问他：“你是哪一种的老子（老头子）？”冯道回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又问道：“世道离乱，何人救得百姓？”
冯道回答道：“即便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这一段话，成为后事儒家攻击冯道的一个重要依据。称他奴颜卑膝，毫无气节。但当时的人。却认为正是冯道的这番话，使得中原地区，活人无算。
以上两件事，可以算作是冯道立下的两件功劳。但是除此之外，冯道几乎什么也没做过，这个就跟他的地位非常不相称了。
冯道对此也有一些愧疚，他在《长乐老自序》中也曾写道：“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冯道就是想去做，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对他要求过高。
总而言之，冯道还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后世那些对他不好的评价多数是没有依据的，比如欧阳修称他为“无耻之尤”，
司马光称他为“奸臣之尤”，这种评价实在是过于苛刻了。冯道一没卖国，二没害民，三没贪污**，怎么就成了奸臣了？这种评价只能明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卫道心切。
这才不遗余力地对其攻击，不足为凭。实际上，冯道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个史上最强的为官纪录。除了靠他一贯圆滑的处世作风外，更多的还是多赖于他自身极强的道德操守。正如他在《偶作》一诗的最后几句道：“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冯道死于后周显德元年（954年）的四月十七日，这时柴荣正坐镇潞州指挥周军北伐北汉，所以也就顾不上回来处理他的后事。实际上，冯道的死，对柴荣所造成的影响也很有限，因为柴荣并不十分需要他。
不久之后，柴荣从北汉撤军回到国内，便开始大搞军事改革，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后周的军事力量，得到了质的飞跃。然而，柴荣毕竟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帝王，他在即位后曾经过：“朕有志做三十年天子，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这是柴荣执政的一个总纲领，也就是要用十年时间统一国家，再用十年使百姓安居乐业，最后的十年则使社会安定和谐。
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政治纲领，同时在这一纲领中也能很明确地看出，柴荣的理想不仅仅是将国家统一，他还要使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那么光有军事改革就显然是不够了，他还必须要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改革。
搞政治改革离不开人才，柴荣为人十分开明，一即位就下诏求贤求谏，他效仿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官员凡有所见，都可以写成表章呈上，如果对政事有所陈述，也可以请求引见面谈。所论不对，柴荣并不加罪。
如果所论确有见地，柴荣马上就会给以升迁。而且他选拔干部的做法，直截了当，有能力就上，没能力就下，从来不考虑出身、履历等无关因素。
比如他选用刀笔吏出身的魏仁浦为相，当时朝臣们都魏仁浦出身卑微，不是经科举上来的，不应该任其为相。但柴荣立刻就反驳道：“自古以文才武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耶？”
于是力排众议，将魏仁浦任命为宰相，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还是非常得力。又比如后来柴荣亲征南唐，在阵前亲眼看见一人追击敌军，并夺槊而还，他立刻就把这员将领召至身前，授予节钺，这名将领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大将高怀德。
像这种事情，不胜枚举。除此之外，柴荣还多次下令臣下举荐贤才，而且事先明，在举荐时不必避亲。
但是这里有个附加条件，就是在被举荐人受官之日，要把举主的姓名记录下来。
一旦该人为官期间，“贪浊不任，或懦弱不理”，就要量事态轻重，连坐举主，所以朝臣们也不敢胡乱举荐。
柴荣在选拔人才的同时，又开始整肃纲纪。柴荣出身低微，长大以后又尽得郭威真传，在生活上非常俭朴，力戒奢华，宫中浮浪之物一律不用。他对自己的要求都那么严格，所以对贪污**者也就更加不能容忍。
在这方面上，柴荣同郭威比较起来还是有着很明显的先天优势。郭威是个开国皇帝，手下有一批开国功臣，这些人自恃功高，行起事来毫无顾忌。郭威又是个性格仁厚之人，虽然有心反腐，但是一碰到这类人等，就下不去手了。这就使郭威那一时代的反腐工作，总是雷声大、雨，搞得很不彻底。
等到柴荣时代，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柴荣是继任的新君，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网，手下的主要干部，多数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非常便于管理。
再加上柴荣的为人十分严厉，办事又不讲情面，有过必究，人不敢犯禁。所以在整个五代来，柴荣这一时代的吏治，可以是最好的。
不过封建社会，总是有它的局限性，尽管柴荣在反腐问题上从不手软，但是也有他对付不了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柴守礼。
柴守礼是郭威之妻柴皇后的哥哥，为人非常无赖，并曾在柴皇后嫁给郭威的过程中横加干涉。然而郭威称帝后，仍然看在他是自己大舅哥的份上，将其封为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等柴荣即位后，又进一步加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光禄卿”，官职相当显赫。
但柴荣也知道他父亲不是善类，所以升完他官后，立即勒令他退休，并把他迁往洛阳居住，不肯同他见面。可是这个柴守礼到了洛阳之后，仍然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曾当街杀人。
柴荣知道之后，既管不了，也不可能杀他，无可奈何，只好装作不知道，但直到柴荣去世，都没有承认柴守礼是他的父亲。
柴荣推行改革不遗余力，而且非常有魄力，真可以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柴荣搞均田搞到了曲阜，连孔子的后人照样也要交纳赋税。
孔子号称“百世帝王师”，就连郭威当年讨伐慕容彦超后，也曾专门去曲阜祭拜孔子，行跪拜之礼。但柴荣对此毫不顾忌，对他家的田税照征不误，足以见其行事之强项。而最能明问题的，还要他对佛教寺院的态度。
五代虽是极乱之世，但是也不乏净土，这就是在那些佛教的寺院。中土佞佛由来已久，晚唐时懿宗李漼就不惜倾举国之力，恭迎佛骨，号称是“削军赋而饰伽兰，困民财而修净业。”其后近百年间，虽然中华大地战火纷飞，但这些寺院因为打着宗教迷信的幌子，没人敢动。不但没受什么损失，势头反而越来越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