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准的确是没有时间来招呼卞玉京。急匆匆的吃完午饭，他就去赶场了。在原来的南京守备府，有几十名的商家代表，正在望穿秋水的等待张准的到来。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和张准洽谈。
这些商家代表，大部分都是来自江南地区的地头蛇，除了扬州那些盐商之外，其他都是来自松江府、苏州府等地的富商。其中，数量最多的，都是盐商。其他的商人，即使不是盐商，也多多少少和私盐售卖有一点点的关系。
这是江南联合商会，第一次在南京举行会议。这次会议，是虎责军大都督府政务部发起，由张准亲自决定时间的。会议的时间，初步定为半个月。张准已经承诺，在这半个月自勺时间里，他都会在南京，随时和商家们商量有关的事项。无论他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提出来。言者无罪。
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涉及江南商业，乃至是全国商业的发展。未来的新帝国，肯定会大力提倡商业贸易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来自后世的张准，当然明白商业税的重要所在。相对于农业税来说，工业税和商业税，才是真正的大头。
但是，新帝国的商业贸易发展，是有序的发展，不是无序的发展。是各行各业，都有人去做。而不是一窝蜂的，看到什么赚钱，就全部都涌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因此，张准觉得，自己有必要，对商业贸易，做出一些健康的规定，以防止很多不良现象的发生。
这次商业联合会召开的主要目的，就是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不正常的竞争行为，尽可能在新帝国建立的时候，就完善一套较为规范的交易系统。这个交易系统，应该是尽可能公平的。公平竞争，就是新的《商业法》的核心精神。
由于虎责军进展迅速，性质逐渐的发生改变，从造反者变成了统治者，一些以前在私底下进行的交易，现在都要摆到台面上来了。这个所谓的私底下的交易，代表性的就是私盐。
毫无疑问，张准当初，是依靠私盐起家的。现在，虎贲军已经掌控了全国的政权，当然不可能继续贩卖私盐了。私盐既然不能贩卖，那就必须公开的官营。既然是官营，就要有相应的规范，不能让卖私盐的人，又钻了空子，结果导致私盐泛滥。
张准的意思很简单，将盐价大大的降低。
以前的每斤盐，需要几十文钱。现在，张准决定，将每斤私盐的价格，下调到三文钱。不管你拿货价是多少钱，反正，到了店铺里面，你最多只能卖三文钱。要是超过这个价格，虎责军的相关部门，就会对你进行处罚。当然，你要卖两文、一文，甚至是不收钱，白送，那也是可以的。
显然，这样一来，私盐就没有走私的空间。每斤食盐只卖三文钱，傻瓜才会走私呢。
走私私盐没有了巨额的利润，根本不需要虎责军的打击，这个行当，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现在，虎贵军正在一步一步的降低食盐的价格。目前在产盐量巨大的北直隶长芦盐场周围，每斤食盐的价格，已经降低到了五文钱左右。随着政策的继续推行，最终会达到三文钱的标准价格。
“什么？”
“三文钱？”
“这个张准，疯了！”
当然，有关规定的推行，肯定是不会顺利的。张准的这个做法，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之外了。得知张准决定将食盐价格下调的消息，很多人都第一反应，就是张准的脑子，可能是坏掉了。
历朝历代，食盐都是国家赚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唐朝的时候，一斤食盐的价格，甚至达到每斤三百多文。明朝的财政，有相当部分是来自盐税。财政时期，江淮盐税，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七威以上。要是没有了盐税，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张准竟然放弃了盐税！
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张准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张准有充分的理由。高价的食盐，其实就是变相的海洛因，会让统治者上瘾的。
统治者越是依赖食盐，就越是忽视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最终会让统治者迅速的从高台上掉下来。
不错，食盐是应该让国家专营的。作为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国家必须牢牢的控制食盐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绝对不能高。对于食盐的经营权：张准在后世的时候，是听一些大学教授说起过的。其中，有一个例子，张准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大家不用打食盐的主意了。”
张准明确无误的说道。
“我准备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案例。”
沉默片刻以后，张准目光横扫全场，娓娓的说道。
张准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
但是，现在，鞑子都灭亡了，清朝肯定是没有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张准讲故事。将清朝的背景，替换一下，照样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
清朝嘉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06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牵涉到两淮沿岸四省的“浮价病民案”。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苏无锡、金匮两县的汪丙太盐店将盐价每斤降低了二文钱引起的。
后世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还风趣的将其称之为“二文钱引发的血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怪怪的名字，这个案例，才会引起张准的注意。须知道，那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人不能无耻到××的地步”，是非常有名的。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富盐由每斤30文降为28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汪丙太盐店原想暂时减价，居民见官盐和私盐价值相差不是很悬殊，就不必冒风险去购买私盐。私盐滞销，私盐贩子们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利润，就没有了盐枭。当盐枭都改行去做其他行当，私盐消失了，官盐自然就畅销了。到那个时候，官盐再恢复原价销售。
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可是，这么一松一紧，一个要降价，一个不给降价，毕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当猴子耍呢！结果，这个事情，引起锡、金两县老百姓的不愿意，于是由一个捐纳了九品衔的张江梅作为原告，以“盐商汪丙太等浮价病民、盐运使张映玑庇商不准核减（盐价）”罪名将盐商和盐运使上告。
状纸递上去以后，中间判决的详细过程，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群官员的乌纱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级。这区区的二文钱盐价，竟然使所有的两淮盐商都受到罚银的处罚，涉及本案发生地的两个县令、盐运使张映玑、盐政延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令人称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张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此案的审判官那延成最终的下场也不太好。唯一的赢家是嘉庆皇帝，收到了罚缴银一百万两。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
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剥。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
这起案件明白地显现了徽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依附强权、任人摆布的屈辱。徽商经营以盐业为重。盐这种商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价值，看看中国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开辟盐场晒盐。
但是盐又是一种人离不开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最好的税赋载体，于是从汉朝开始，盐就一直由官府特许经营。以盐业为重的徽商在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是扮演着依附于官僚系统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依附于官僚体系的徽州盐商经营盐业，获利空间丰厚。盐业经营都是世袭垄断的，也就是盐业的特许经营权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在获利丰厚的前提下，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盐消费量的增长，徽州盐商家族财富积累之快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像鲍志道、江春这些盐业总商，家族财富换算成现代货币要以亿为单位计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用“富可敌国”
来形容他们的富有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徽州盐商又通过和满清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获得国库的信贷作为启动资本，几乎可以做到l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当时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只能用穷奢极欲来形容，那些富商巨贾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怎样把如潮似浪一样涌来的银子花掉。
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速度，旗人对盐商们自勺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十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
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舂，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最终还是落了个破产的结局。
嘉庆九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财政发生困难，清政府为了应付此种局面，开始疯狂地上涨盐价，这无吝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盐价越高，盐的销量便越少，税源就越枯竭。
因为官盐的价格越高，走私盐的利润就越大，私盐贩子就越多，人们购买官盐的数量就越少。
为了转嫁税源枯竭造威的财政困难，清政府规定，盐商在拿到盐的销售许可之前，必须先行缴纳相应税赋。在盐业利润大、销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对于徽州盐商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盐业利润被苛税重赋和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摊得很薄，且私盐泛滥的情况下，就成了要命的问题。
比如长芦盐场，行盐区域在黄泛区，今天的皖鲁豫交界之处，历史上就是四战之地，黄河又经常改道，自然灾害严重，民风彪悍。此处私盐最为猖獗，私盐贩子有强大的武装，组织严密，甚至敢于和官府正面对抗，面对这种武装私盐，盐商们别说获取利润，就是连保本也几乎是不可能。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卖出去的盐往往是五、六年前积压下来的，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钱还没完全收回，新盐又压下来了，随新盐而来的，是更加沉重的税赋。盐业经营的进入是垄断的，相应的退出也是垄断的。
这意味着，世袭而来的特权变成义务的时候，即使赔本，也只能硬着头皮赔，不然就是犯上欺君。在这样走投无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盐商纷纷想尽办法，以生病，回家尽孝为托辞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选择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不知所踪。
面对这种局面，精明练达的徽州盐商认准了只有降价才是挽救盐业的唯一出路，但是甫一尝试，便遭巨大打击。满清政府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降低盐价在满清政府看来，就是对皇权的挑衅，而这比什么都更加不能容忍。
徽州盐商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盐价越高，销量越少，税源越枯竭，清政府为了保证税收，只能进一步提高盐价，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在此种±不境下，徽州盐商的最好下场，就是能够从盐业经营中全身而退。譬如棠樾鲍氏家族的鲍启运，在承接哥哥鲍志道的总商地位之后，被佥派办理淮北盐运，当时淮北官盐“疲滞已久”，滞销则无从言利，而课税照f日很高，致使不少盐灶已关闭歇业。
为了应付官府的课税，少数幸存的盐场只得高价卖盐，这对从事盐运的盐商来说，当然无利可图，而且运盐途中，如遇风险沉船，损失均由盐商自认。鲍启运深谙此道，哪能睁眼做亏本的买卖？
因此“称病告退”，宁肯背上“抗佥误课”的大罪，也不能将家业败落在自己的手上，所幸的是，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特赦，“抗佥误课”的大罪，仅以罚五万两银子了事。
收回了资本的鲍启远，从此再无经商业盐的念头，回到祖居地，广购良田，大兴土木。
今天我们看到的棠樾牌坊群，就是在他的手上建造修葺的。
这一宏大的建筑群，证明着徽州盐商曾经的光军煌，也蕴含着徽州盐商必然衰落的无奈宿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独立之人格，才有独立之商人，才有强盛之时代。
张准通过这个案例，要强调的，重点是两个：第一个，新帝国，不会好像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朝，依靠食盐来提供国家财正炙收入。第二个，任何一个商人，又或者是家族，都不要希望从食盐上赚取巨额利润，你们还是做点其他事才是王道。
他不想让新帝国，好像清朝这么腐朽不堪。更不希望新帝国的商人，好像以前的盐商一样，只是依靠特权来赚钱。新帝国的商人，应该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本事，通过自己的眼光，通过勤劳致富，诚实经营来发家。
“凡是属于民生的必需品，国家都会实行专营，不会转到任何人的手上。专营的价格，肯定不会高，在扣除了各项的费用以后，利润应该是很稀薄的。所以，大家不要指望，在食盐的经营权上，我会开什么口子。”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也不要指望日后开什么口子。哪怕是我死了，我也会留下严令，不允许食盐涨价，更不会允许食盐转手给私人经营的。大家想要赚钱，还是想别的法子吧。”
“大家的目光，应该放长远一点。你们的眼睛，应该盯着国外。相信诸位都看过我描绘的世界地图了。正如大家看过的那样，我们所在的世界，真的很大很大，赚钱的路子很多很多。”
案例说完以后，张准缓缓的说道。
在座的商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都有些黯然的低下头。显然，他们都相信，张准这次绝对不是在开玩笑。他既然这么说，就会这么做。以后，大家想要通过食盐赚钱，那是绝对不可能了。
惋惜了，真的是太惋惜了。食盐赚钱的路子，真的还是太稳妥了，简直是躺着就有钱收。他们都有些想不懂，张准为什么，居然会主动的放弃这条已经传承了几千年的生财之道。或许，张准是出于新帝国的长治久安考虑吧。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三文钱能够买到一斤盐，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幸福了。
“都督大人，您的提议，我们都是坚决赞威的。以后，我们都不做食盐的生意了。只是，还请都督大人指点一条明路，也好让我们有个盼头啊！对于海外贸易，我们最远的也就是去到南洋一带，再远的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了。还请都督大人指点一二。
有商家代表站起来说道。
“对！”
“对！”
“对！”
其他的商人代表，纷纷附议。
发展海上贸易，除了虎贲军海军的大力扫除障碍之外，对于各地的风俗民情，资源特产，都要有相当的了解。你只有了解市场需要什么，又能买到什么，才能更好的安排自己自勺生意。两眼抓瞎，那肯定只有亏本的份。而要说到对全世界最熟悉的，莫过于张准了。那个世界地图，还是张准自己描绘的昵。一众商家，都恨不得将张准脑海里知道的一切，都全部挖出来。
“我知道大家会怎么问的。
“我已经准备好礼物送给各位了。”
张准自{1言的微微一笑，然后轻轻的拍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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