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和旷庆是军校同班同学，classmate，比起小田和文艾的关系来，我们要更近些。旷庆大我三岁，北方人，高大威猛，性格豪爽。虽然中学班主任说上军校不受欺负，但实际上还是存在大欺小现象。队里我年龄排倒数，身体还未充分发育，显得弱小。新入学军事训练，我正步老是走不好，做分解动作时脚踢不高，身体站不稳，喊口令的班长曹胜利说“瞧你**样儿。”旷庆是副班长，朝班长曹胜利嚷“嘿嘿嘿，你**长啥样呀？掏出来瞧瞧。”曹胜利瞪着他，“旷庆！你闭上臭嘴！”旷庆就冲上去，一只手封住班长脖领，“你爹妈没管教好你，老子今天代劳”，另一只手握着拳头就要抡。旷庆差点挨处分，好在班里弟兄大多够哥们儿，都站出来说是曹胜利先说脏话骂人。后来旷庆还是在全队大会做了检讨。队干部责成他向曹胜利赔礼道歉。旷庆找曹时，倒是曹先一脸笑，说旷哥旷哥，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往心里去。那次后，曹虽然不敢对我怎么样，但还是不时挑我毛病，说我内务整理太差，吃饭太慢。但只要旷庆在，他连屁也不敢放。
离开家乡后旷庆是唯一知道我小名的人。我妈来学校看我，她对旷庆说，“多谢你关照我家大头，他小，不对的地方你多批评他、多帮助他。”旷庆说，“大头挺乖的，阿姨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我妈走后我找旷庆理论，“一年365天，你让我妈放一百个心，那另外265个怎么办呢？”旷庆挠头。
“亏你还戴1号帽子。”旷庆头虽然大些，但脑水质量我一直怀疑。
旷庆经常为我撑腰出气，自二年级起，就连曹胜利也不敢再在我面前嘀嘀咕咕了。有旷庆这只大虎在，小狐狸可以昂首挺胸阔步向前。
我小学中学不爱和女同学玩，大学时还一样。可旷庆不同，经常征求我，女生谁谁谁怎么样。在对女生评价上我们有明显的分歧，他对胸大屁股肥的老是行注目礼，而说林黛玉病怏怏的丧气。后来他相中了一个女生，准备给她写纸条，让我帮他“整两句”。我正好从图书馆借了白朗宁夫人诗集，从中找了几句给他整上。据说他把纸条塞给那个女生时，她看都没看，揉成一团朝他砸回去。可惜啦，那几句是白整了。
旷庆死乞白赖给女生写信送纸条，我的情况相反，是女生给我写信，单思敏差不多每半个月就要来封信。有次她又来信了，里面还夹着一张刚时兴的彩色五吋照片。看信时被这小子发现了，一把夺过去，“哟，你小孩儿够复杂的呀，明的说对女人没兴趣，暗地里谈起恋爱来，够坏的呀。”
“你不要玷污同学之间的友谊。”
“算了吧，同学友谊？鬼相信。”
关于毕业分配去向，他说他要找队干部。我以为他还对那个胸大屁股肥的女生念念不忘，要紧紧跟随。他摇摇1号帽子下的脑袋，“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服。”旷庆和我分配到同一个部队。不过，他后来为这句话吃了不少苦头。
到部队后我们的轨迹完全不同。他下去当排长，一年后提成副连长，后来是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直到到军部当作战参谋，才把“长”字卸下。我从一开始就在机关，先是在营部干文书，后来在团政治处当干事，之后又调师政治部、军政治部当干事，与“长”无缘。
我属于“文艺青年”，学的是无线电看家本领，做的却是文科生的事情，经常要整几句，承担起部队的宣传工作，把部队训练情况、官兵思想动态等写成材料向上级汇报，有时也发给军报、解放军画报等报刊。调团政治处不久，部队一个独立营赴西南前线换防，我随之前往，在边境呆了大半年，对战争留下的后遗症进行深入调查报道。我在一个离边境线不远村庄采访过一个男孩，他只有一只手、一条腿，他告诉我他在村外的山上刨竹笋，刨到一个铁疙瘩，后来铁疙瘩爆炸了，后来他就成了现在的样子。看他小小年纪，我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打电话告诉旷庆，他那边揣着粗气，不时传来“嘭”、“嘭”拳头击打声。
因采访报道成绩突出，我被上级嘉奖，成为部队优秀宣传干部。那之后我开始研究战争史，撰写理论文章，我有好几篇关于“二战”及六七十年代世界局部战争的论文受到广泛重视，甚至被国外军事理论界关注，年年立功。旷庆说，“你小子，东西写得好！叫我写，三天憋不出一个字来，你小子脑子好使。”
我调到军政治部后增加了一项新的工作，就是给甘主任写稿子，我心里一直嘀咕，你是主任我是干事，我写的是我的想法，能有你的高度？最近一次他要去一个团作报告，命令我为他准备稿子。一稿送上去，被打回来，说不够深刻。二稿，说还欠点。再加内容，找出原先写的《和平时期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特点》，《面对现代化战争官兵精神准备》，好几篇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把一些内容揉进去，三稿总算过关。那天，他在台上作报告，全团官兵在台下听，我也在听。我一边鼓掌一边心里好笑，自己写的东西别人念给自己听，还要给自己鼓掌，什么事儿。甘主任后来问我他的报告作得怎么样。我说不错呀，掌声雷动。他冷眼看我，“杨干事，要注意戒骄戒躁啊。”
旷庆找我喝酒，说大头你别太书生气了。我说，喝酒喝酒，别的不提。
晚上我们去操场看电影。
我们各自手里拿着一个小方凳，向操场走。
道路两旁是高高的白杨树，在微风中摇曳，婀娜多姿，看上去是那么让人舒爽。
一支支队伍在带队指挥官带领下，整齐喊着“一、二、三、四”，向放映场行进。跟我们一样，指挥官和队列里官兵们左手都夹着一个小方凳。
队伍到达指定位置，指挥官喊，“踏步……立定！”
“注意了！放凳子！”
唰！
“坐下！”
唰！
整齐划一。赏心悦目。
旷庆原先在连队时经常喊“放凳子”。如今担任大参谋，早不干这活儿了。而我从穿军装起，自始自终没在队列前当过指挥官，倍感遗憾。
我建议我们到银幕背面看。旷庆瞧瞧我，跟着我走到银幕背后。
“注意了！”
旷庆愣了一下。
“放凳子！”
旷庆把凳子迅速发下。
“坐下！”
唰！
终于过了把当指挥官的瘾。
旷庆笑。
小时候妈妈学校操场上也经常放电影。操场上老是立着两根柱子，放映员把银幕往上一挂，离银幕三四十米远把放映机一架，天色黑下来就放。都是些战争片，《南征北战》、《地道战》、《打击侵略者》什么的，来来回回老是放这些电影。我和小朋友们喜欢到背面看，这边除了我们几个几乎没别人，我们可以一边看一边肆无忌惮地模仿。有次放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我们几个都踮着脚尖“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前进了一个晚上，结果我布鞋前头磨出一个大窟窿，大拇指都露出来了。单思敏走一会儿就喊不行了不行了，脚疼死了。模仿是为了表演，家里晚饭后经常是我表演电影时段，受到的欢迎是广泛而热烈的，舅舅叼着香烟乐呵呵地看，父亲杨老师总是一边用五根齿的指梳梳理头发，一边滋滋有味地欣赏。他这个动作是标志性的，兴奋的时候出现频率很高。难怪，那次那个找我聊美术的女军人缕头发时我愣了一下，觉得哪里有点熟悉了，多半是大脑里个别细胞努力工作找到了匹配点。不光是模仿演电影，我还模仿单老师，单思敏总是要我去她家玩，说有新小人书看，有次去她家，碰上单老师在画画，我觉得有意思，就一旁看。那之后我主动要求去她家时玩，单老师画画，我边上看，后来干脆问他要张纸、要杆笔，他画一笔我画一笔。慢慢地我画画的水平就到了还有女军人跑到我家里向我请教的程度。
电影结束时，我对旷庆说我准备转业。